峡谷探幽. 1.06

峡谷探幽. 1.06

滇缅长虹

第一章 第六篇

《 峡谷探幽 》

文 ： 陈贝尔

笔者在之前的篇章里，曾经简单介绍过英国植物学家弗朗西斯·金敦·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此人1907年来到中国，1911年开始进入云南探险，他在著作《神秘的藏区河流 》
（ Mystery Rivers of Tibet ）里，详述他的地理发现，并提出“三江并流”的概念。此外，沃德也是一名备受瞩目的多产作家，一生共计出版了25部著作（注1）。

另一位英国植物猎手乔治·福雷斯特 (George Forrest，苏格兰籍) ，比沃德更早进入三江流域。此人早期曾经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当过标本馆助理员。

1904 年 4 月他接受一家企业的委派，去往中国西南部采集植物。同年 8 月他抵达云南，以大理作为他的探索基点。

次年5月，他首发远征探索，带领了 17 名当地招募的助手，沿澜沧江溯游而上，深入三江并流地域的西北角。途中他的团队在茨菇（今德钦县燕门乡巴东村）天主教堂休整逗留，期间他与法国传教士布尔多内克（ Bourdonnec，汉名蒲德元 ）和杜伯纳德（ Dubernard，汉名余伯南）两位神父交流甚欢。

福雷斯特团队的首次出征颇有斩获，收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和种子，却万万没料到收队返程中，竟然会遭遇惨烈的意外事故。

他的团队于同年7月回到茨菇天主教堂稍息休整，不幸碰上“茨菇教案”的时间节点。在当地反洋教暴民的袭击下，蒲德元和余伯南等几位宣教士遇害殉道。福雷斯特的 17 名助手中，有16名队友也在混乱中丢失了性命。

机警的福雷斯特及时逃脱，遁入山中匿藏了两周有余。幸运之神终究眷顾了他，当地的傈僳族的头人和村民，为他提供了庇护，带领伪装成汉人样貌的他，辗转返回大理的基点。

大难不死的福雷斯特写道：“我几乎失去了整个夏季的所有收获，其中包括 2000 种极具价值的植物、80 类的种子和 100 张照片的底片。简直无从估计损失的价值……。”

即便遭遇如此惨重的损失和劫难，福雷斯特并没有被吓阻而屈服。不久后，他与另一位同胞乔治·利顿搭档，经由腾越深入怒江大峡谷探索。他俩在荒野户外度过了两个多月，穿越峡谷期间，体验了诸多的惊险。他们时而沿峭壁边上的悬空栈道匍匐爬行，这些原木通道，铺设在江面数百英尺之上；时而又遛索惊悚过江，人和马匹悬挂在江面之上50-70 英尺横穿飞渡。

此次探索结束后不久，利顿却不幸因感染疟疾，于次年初春逝世。顽强的福雷斯特仍然不肯就此退缩。同年3月他再次率队上路，准备进入丽江地区探索。不料又遇上波折，这次轮到他本人被疟疾缠上。他一方面撤返大理基点寻医养病，一方面放手让老练的助手们组队续程探索。结果得以如愿携带大量的植物种子、根茎和标本于 1906 年底返回英国。

纵然屡经多番挫折磨难，福雷斯特终究深深爱上了滇西的风土人情。他前后完成了六次的探索旅行，足迹远至缅北、藏东和川西地区。

1930年，他完成一次硕果丰厚的终极探险，获得诸多方面的新发现，填补了之前功亏一篑的某些项目空白。正当他踌躇满志打包回国前，却因心脏病突发，在腾越的郊区猝死。

福雷斯特被誉为“印第安纳·琼斯”级别的植物猎手，美中不足的是，他并没有出版任何著作，因此，后人很难想象，福雷斯特到底如何克服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达至那么非凡的成就 ？（注2）

时间再往前追溯至19世纪，法国自然探险家享利·奥尔良（Henri Philippe Maried’Orléans），搭档邦瓦洛（Gadriel Borivalot）率领一支探险队伍，于1889年从欧洲出发，穿越西伯利亚、中亚、新疆朝向西藏拉萨挺进之际，却被当地政府拦阻于城外60公里处。无奈之下，队伍转而取道四川和云南，于1890年抵达法属越南的河内。

他们将此次探险经过，出版纪实游记《勇闯无人区》（1892），因此被认为是最早进入西藏的欧洲人之一。

1895年1月初，他们再度由河内出发，进入中国云南勘察那里的江河水系。他们多次渡过红河、五次横渡澜沧江，抵达茨菇天主教教堂休整半个月，得到余伯南神父提供各种协助。之后又东向翻越碧罗雪山、怒江大峡谷、高黎贡山、独龙江峡谷，越境英属缅甸北部的坎底（Khamti）、英属印度，最终沿布拉马普特拉河，抵达萨地亚（Sadiya，此地距离雷多 Ledo 约50公里 ），于12月24日结束此次的探险旅行。

总之，他们用去一整年的时间，完成红河、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怒江（萨尔温江上游）、独龙江（伊洛瓦底江上游）及雅鲁藏布江（布拉马特普拉河上游）五大水系的堪察。

法国《两个世界杂志》第四季度（第134期）发表了“享利·奥尔良王子从茨菇到坎底的探险之旅”（1896年），向西方世界揭开了东方峡谷丛林的神秘面纱。由于美国人伊斯曼发明的摄影胶卷，是在1888年方才面世，所以当年除了文字记录，并没有留下实拍的照片。

许多年后另外两位法国探险家安德烈·吉鲍特 (André Guibaut) 和路易斯·利奥塔 (Louis Liotard) ，于1936 年 12 月 从大理出发，经六库、知子罗，沿怒江大峡谷溯江而上，行走百余天后来到白汉洛。他们在途中偶遇安德列神父（Georges Andre，就是笔者在之前的篇章里所提过的那位宣教士）。

因为大雪封山的缘故，他俩在丙中洛一带逗留了几个月，期间拍摄诸多珍贵的照片。而且又刚巧在重丁教堂，碰上任安守神父的隆重葬礼。

相较于前述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奥地利籍美国人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可谓幸运得多。此人已为中文世界的读者群所熟知，所以笔者没必要多加赘述他的生平。

多才多艺的洛克，最初以植物猎手的身份，经由泰国、缅甸进入中国后，以云南丽江为基点。由1922年至1949年，洛克在云南、四川、甘肃东南以及西藏东部，度过了漫长的探索岁月，期间他深入考察植物分布和人文地理，后期却又一头栽进纳西族文化和东巴文字的研究。

1923年10月洛克曾经在国家地理杂志的资助下，在三江并流地域进行首次考察。1932年他再次重访怒江大峡谷。

洛克率领他的助手和背夫队伍，从丽江出发进入澜沧江流域的维西地区，再从茨中村沿古道翻越碧罗雪山，进入怒江大峡谷。 

洛克抵达白汉洛时也见到了安德列神父，并且受到盛情的接待。洛克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1947）里，收录了一张白汉洛的全景照片，巨大的阿鲁腊卡山体，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

洛克如此描述安德列：“每年11月至次年５月，在大雪封山的漫长冬日，他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从这里往北走两天，就是藏族管辖的地域，反向往南走两天，又是傈僳族的地域…与他道别时深感难堪，因为他往后将孤独面对严冬的考验。”

洛克还写道：“从昔拉垭口到巴杭（白汉洛）的道路，安德列神父用了3年时间修筑完成。修路的民工，每天的工资是七分银，必须自带口粮。”

洛克这两次的探索旅行，显然大抵覆盖了三江并流的地域，他以图文并茂的考察纪实报告，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布，向英文世界的读者群展示了怒江大峡谷的独特风貌，在欧美各国引发巨大的反响。

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独具慧眼，他从洛克发表的图文并茂的报告中，汲取了创作灵感，又发挥浪漫的文学想象，出版了虚拟小说《 消失的地平线 》（ Lost Horizon，1933年 ）。书中由他所独创的“香格里拉”（ Shangri-la）新词汇，掀起多年的跟风热潮，颠覆玩转了西方人对东方隐秘一角的刻板印象。此后西方人眼中的香格里拉，相当于中国人心中的桃花源。

美国柯达公司于1935年发明并推出的柯达克罗（Kodachrome）胶卷，又让洛克后期得以拍摄彩色照片，大大提高文章的吸睛效果。国家地理杂志是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一家老牌刊物，所以有人评说，洛克幸运登上这么一个极有分量的平台，庶几掌握了前人难以匹敌的话语主导权。总之，他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揭开了一个隐秘的地理孤角之帷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丽江一带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洛克并不急于抽身回国。直到1944年初，由于病痛加重，他才兴起返美治疗的动机。可是当他途经印度达加尔各答之际，却被美军高层主管相中招募。由于洛克对喜马拉雅和横断山区的独家掌握，绝对是战时不可多得的人才，立即安排他直飞华盛顿，推荐给美军地图供给部，让他发挥所长，为“驼峰航线”地图的绘制，作出积极特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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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沃德的系列著作列表 ：
《On the Road to Tibet》 (1910)；《Land of the Blue Poppy》 (1913)；《In Farthest Burma 》(1921)；《Mystery Rivers of Tibet》 (1923)；《From China to Hkamti Long》 (1924) ；《The Romance of Plant Hunting》 (1924)；《Riddle of the Tsangpo Gorges 》(1926)；《Rhododendrons for Everyone 》(1926)；《Plant Hunting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1930；《Plant Hunting in the Wilds》 (1931)；《The Loom of the East》 (1932)；《A Plant Hunter in Tibet 》(1934)；《The Romance of Gardening》 (1935)；《Plant Hunter’s Paradise 》(1937)；《Assam Adventure 》(1941)；《Modern Exploration》 (1945);《About This Earth 》(1946);《Commonsense Rock Gardening 》(1948);《Burma’s Icy Mountains》 (1949);《Rhododendrons 》(1949);《Footsteps in Civilization》 (1950);《Plant Hunter in Manipur 》(1952);《Berried Treasure》 (1954) ;《Return to the Irrawaddy》 (1956);《Pilgrimage for Plants》 (1960)

注2 ：福雷斯特先后荣获皇家园艺学会维多利亚荣誉勋章（1921年）、 维奇纪念奖章（1927年），当选林奈学会会员（1924年）。

布伦达·麦克莱恩 (Brenda McLean) 所著《植物猎人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 Plant Hunter，2004)，详细介绍了这位无畏的探险家的人生。

植物专家肯尼思·考克斯(Kenneth Cox) 在他的《林地园艺》 (2018) 一书中写道：“若是要公布一个“中国 – 喜马拉雅植物猎人排名榜”的话，乔治·福雷斯特肯定名列榜首，因为他对林地园艺的影响，没有任何其他的个人可以与他并列。在 30 年的植物猎人生涯中，福雷斯特和他的训练有素的助手团队，总共收集了 31,015 个标本和5,300 个杜鹃花种，并首次引入了数百种植物物种……”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档案馆，收藏了福雷斯特生前许多照片和底片、田野书籍、信件和观察等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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