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退场 4.08

2025-03-03

滇缅长虹

— 消失的史迪威公路

第四章第八篇

《无奈退场》

文：陈贝尔

笔者于上文（第四章第七篇）中，讲述了中英盟军面对入侵缅甸的日军，匆忙应战终告不敌全面溃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慌不择路之下撤往野人山，走上“地狱绝路”的悲惨下场。

话说蒋介石的参谋长兼美军司令史迪威在缅甸作战时，先后设立了两个前线参谋总部，一个位于曼德勒以北的瑞博（Shwebo ) ，另一个位于滇缅边境的腊戍（Lashio）。腊戍于1942年4 月 25 日沦陷，后者被逼关闭。

1942年4月底，亚历山大下令缅英军部队撤往印度时，史迪威与部属都在瑞博总部。史迪威遗憾地发现，由于远征军的诸多将领不愿服从他的指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又频频向远征军将领直接发号施令。更甚的是，蒋的某些关键命令，竟然与史的现场指令相互矛盾。总之，上级指挥的混乱失控，导致远征军部队的撤退方案呈现一片莫衷一事的乱局。

在史迪威电报请求下，10 AF （第十航空部队）的指挥官布里尔顿（Lewis H. Brereton）将军，于 5 月 1 日派来一架飞机。史迪威让他的 15 名参谋人员上机飞往印度的加尔各答，自己却拒绝登机离开。

他旋即下令随员将重要的物件装上几部卡车和吉普车，共计80人组成的车队同日自瑞博浩浩荡荡出发，朝缅北的密支那的方向缓缓驶去。沿路挤满了成千上万逃离战乱的难民和散兵游勇，后头又有日军紧追不舍。

当晚，史迪威的车队抵达位于齐贡（Zigon）的远征军第五军总部。车队续程于次日夜晚行至平塔（Pintha），5 月3日抵达温托（Wuntho），5月4日抵达梅撒（Mezza）。

5月5日晚，车队抵达因达（Indaw）镇，由于车队在简易道路上行驶，车速不快反慢，于是史迪威下令放弃所有的卡车，仅保留几部吉普车用以运输重要的物资。

史迪威获悉通往密支那的公路和铁路，都因严重堵塞而陷入瘫痪，车队不得不朝西进发转往钦敦江（Chindwin）方向。只要顺利渡江越境后就进入印度的曼尼普尔邦（Manipur），再取道行至英印军驻扎基地的英帕尔（Imphal）。

史迪威被告知，若是沿这条线路行走，渡江后西岸的山路非常陡峭，徒步穿越那加山脉（Naga Hills）并非易事且相当危险。有人建议他朝南方向经由锡当（Sittaung）和塔穆（Tamu），也可通往英帕尔（Imphal），而且是一条更易于行走的路线。可是，史迪威估计日军已逼近该处，极可能会遭遇埋伏阻击。

5月6日一大早，史迪威召集队伍成员，发言鼓舞激励一番。除了吉普车司机外，其他人都开始徒步出发。他们经过曼西村（Mansi），前往马吉甘（Magyigan）。沿途有其他人加入，队伍最终增员至114 人。

行至那南敦（Nanadun），前方已不再有可行的车道，史迪威只好下令将吉普车连同无线电设备全部毁坏遗弃。在此之前，史迪威发出最后一条信息给人在新德里总部的布里尔顿将军，请他安排在5月10日之前运送食物至霍马林，以便队伍随后带走上路。

队伍在幸运之神眷顾下，竟然在这一天巧遇一支骡队，他们立即征用了所有的骡子，又在当地征聘了几十名骡夫。有了骡队负重前行，一众队员也就大大地减负了。

5 月 7 日晨，队伍全员114人组成单行列队徒步轻装出发，沿着昌吉河（Chaunggyi River）向桑奎村（Saingkyu）行进。

史迪威盘算，他们不仅要与紧跟于后的日本追兵竟跑，而且要与即将来临的雨季竞跑，因为雨季期间的倾盆大雨，不仅会造成山径泥泞不堪，江河也会高涨湍急。总之，队伍必须每天达至不少于14 英里（约22公里）的行走进度。

史迪威以身作则走在队伍最前端，以每分钟 105 步的陆军步兵操练的标准步伐前行。队伍的一般惯例是行走50分钟，然后休息10分钟，如此重复操作至中午时分，稍息后再续程前行。

相较于远征军部队，史迪威一行显然具备诸多的优势。队伍里有武装卫队和医务人员全程伴随，他们还带上足够的钞票供沿途采购所需。

足智多谋且又内心坚韧的史迪威，向他的一小队成员承诺必将带领所有成员安全抵达目的地。不过，由于队伍没有携带无线电设备，一度与外界失联多日，史迪威曾经被出错列入失踪人员的名单。

队伍成员中包括26名美国陆军官兵、15名英国士兵、 14名中国卫兵、19名缅甸护士、两名林业局的导游以及多位平民。

笔者有必要在此特别提及其中的几位重量级大咖：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史迪威最得力的副官，也是一名中国通）；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的战地记者）；戈登·S·西格雷夫医生（Gordon S. Seagrave，著名的缅甸外科医生），法兰克 • 麦瑞尔（Frank Dow Merrill ，史迪威麾下作战参谋，后因受命组织“麦瑞尔突击队”而立下赫赫战功）；布里德汉姆·C·凯斯（能说多种山地部落语言的牧师）以及曾锡珪（ Tseng Shih Kwei，史迪威的主任联络官兼军务秘书，注 1 ）。

前三者于多年后，分别在他们的几部著作中详尽地记录了亲历的整个撤退过程，所以全程的许多细节才大白于天下。反观远征军踏入野人山后的悲惨事迹，至今仍然如若被云遮雾罩的“野史传闻”。

言归正传，5月9日下午，队伍抵达乌尤河（Uyu River）上的梅坎村（Maing Kyaing）。史迪威决定队伍采用竹筏改为以漂流方式（注 2 ），沿河一直顺流而下，而骡队则沿河岸续程，两帮人员相约在钦敦江畔的霍马林（Hommalin）会合。竹筏队伍昼夜不停地向霍马林前进，终于 5月 12日抵达后与骡队会合。

钦敦江毕竟是队伍在沿路上遇到的最大一道天然障碍。5月13日，史迪威一行遥望滔滔江水，正在为如何横渡大江而犯愁之际，曾锡珪和中国卫兵从下游找来五艘独木舟和一艘船艇。史迪威迅速安排队伍拆分成六小批，全员分批安全渡江抵达西岸。

说来真是莫大的万幸，就在史迪威一行全体渡过钦敦江之后不及36小时，一批日军骑兵队就闯入占领了霍马林。至于日军何故不也渡江追击史迪威的队伍，倒是留下一个有待破解的悬疑情节。

钦敦江西岸穿越那加山脉的陡峭山径，比起前段跋涉来得倍加艰辛。5月14日下午，队伍到达那加族的考伦村（Kawlum），与几天前自英帕尔出发赶来的英国救援队遇上了。

通往英帕尔的小路需要穿越海拔7千余英尺（约2千余公尺）的垭口。5月18 – 19日两天，队伍徒步续程经由乌克鲁尔村庄（Ukhrul）到达利坦（Litan），。疲惫不堪的队伍，欣喜见到已在卡车站恭候多时的两名美国军官，两人还给队员温馨奉上巧克力棒、美国香烟和威士忌犒赏慰劳。

自利坦至英帕尔的卡车行程，沿路可见日军近期轰炸过后所留下的弹坑，卡车被满溢坑道的泥浆所累只能缓缓前行，史迪威一行最终于 5月20日下午抵达此行的终点英帕尔，完成全程140英里（约225公里）的长途跋涉（注 3 ）。

此时到处可见季风横扫肆虐破坏的迹象，他们方才觉察这个队伍不仅跑赢了日本追兵，还跑赢了季风豪雨，特别让他们深感宽慰。

史迪威带领的队伍在撤退全程中，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事故，无疑是一个有惊无险的传奇佳话，所以值得长篇书写夸赞。

事后回顾这段亲历的“亡命之旅”，史迪威戏称是一次 “Walk-Out”之举，翻译成中文，大意是“无奈之退场 ”。

史迪威在英帕尔休整几天后，于5月24 日飞往新德里。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以中肯的语气为事件作了简短的总结：

“我承认这的确是一次惨重的失败，
被逐出缅甸简直是奇耻大辱。
我们有必要找出失败的原由，
然后组织反攻以重夺缅甸。”

“ I claim we got a hell of a beating.
We got run out of Burma and
it is humiliating as hell.
I think we ought to find out
why it happened and go back and retake it.”
— Stillwell

…………

注 1 ：曾锡珪（1901－1966），1922年清华毕业后，官费留美诺威奇大学修读土木工程，兼修军事。次年转人弗吉尼亚军校。1925年6月毕业于该校骑兵科，同年又入康奈尔大学研究近代战史学，获硕士学位后返国。1942年出任史迪威的主任联络官兼军务秘书。

曾锡珪将军于二战后南来，出任笔者母校（柔佛昔加末昔华中学）的校长多年，期间笔者受教良多留下难忘的校园记忆。之所以于退休后的晚年，欣然聚焦关注、深度挖掘与这段二战历史相关的人文地理背景、又奋书“滇缅长虹”序列文章的缘起。

曾锡珪留下一部已完成的遗稿，可惜至今尚未出版。

注 2 ：竹筏队伍分成五组顺流而下。前卫队由四名美国军官组成，乘坐一节长约 20英尺、宽约 10英尺的竹筏。其余队员分成四组，分别乘坐由三节竹筏捆绑一块组成一艘总长度约为 60英尺的大竹排。所有竹筏都是由竹子和藤蔓松散搭建而成，每节竹筏都盖有茅草屋遮阳。每个竹排上的人员被分成三班，轮流值班一小时，然后休息两小时，总之，就是不分昼夜，24小时轮值不间断地往下游伐去。

注 3 ：当年 59岁的史迪威于抵达英帕尔时患了重感冒，体重减轻了至少 25磅（约 11公斤），后来被诊断为严重的黄疸。队伍的其他几名成员，也需要住院治疗养病。

— THE END —

作者声明：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图片由晏欢（香港）和戈叔亚（昆明）两位著名的滇缅抗战历史研究者以及曾武英（上海，曾锡珪之女）友情提供。其他图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联系后必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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