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兴学  2.05

庚款兴学  2.05

滇缅长虹

第二章  第五篇 

《 庚款兴学 》

文 ：陈贝尔

庚子赔款

公元1900年，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因这一年正值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之乱”。

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最早的人数约三万人，后来增至约五万人，其中日军约两万余人；英、俄军各约一万余人；美、法军各约三千余人；德、奥、意军各约数百人。

次年，《辛丑条约》签订，英法美日等11国索要赔款4.5亿两白银（据说当年清国人口有4.5亿，若此说属实，也就人均一两）。分39年偿还，加上利息，赔偿金额高达9.8亿两白银，此为“庚子赔款”之来由。

各国根据庚子之乱期间遭受的损失及参战费用分配赔款：沙俄分掉近三成；德国二成；法国一成半；英国一成余；日本、美国、意大利各不及一成。

庚款返还

1904年清廷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 Milton Hay），就庚款偿还一事举行会谈。岂料后者在言谈间，竟有意无意地透露说，美国所收受的赔款数额，超过了实际的损失估算。此前梁诚或已听闻美国有意检讨庚款事宜，所以向清廷进谏不妨保证善用退款于教育办学方面，以加强游说美国朝野支持退款方案的力度。既然海伊此番又作了暗示，不如顺水推舟，当即正式提出退款建议。

海伊（左）；梁诚（右）

其实，当初八国在北京协商《辛丑条约》草案时，海伊已提示美国代表，向各国表达美方索要的赔款数额，以2500万美元封顶，各国索要的赔偿总额不应超过1.5亿美元（约合2亿两白银）。美国认为，赔款数额与大清国的偿还能力若失衡，简直如同杀鸡取卵之失误。彼时美国已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一个统一且又稳定的中国市场，必将符合各国的利益。即便当年各国并未采纳美国的提议，却为美国宁可单方面检讨庚款数额的伏笔，就此已埋下。

海伊却于1905年不幸逝世，庚款退还的协商暂被搁置。此后两位美国民间重量级人物相继发表言论，引领舆论导向并持续发酵。

一位是美国公理会来华宣教先驱明恩溥（原名阿瑟·亨德森·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注 1），于1906年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提出“中国学生教育计划”，建议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返还给大清国以便用于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安排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学习美国的制度惯例和理念实践，并于归返中国后，得以推广贯彻之。史密斯设想：美国经由如此“完美和微妙”的绝佳方式，将会获取道德、知识以及商业方面的影响力的最大化”，因为“贸易必然会伴随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影响力，却未必会伴随军事方面的霸权。”

史密斯（左）；詹姆斯（右）

另一位是时任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的埃德蒙·詹斯·詹姆斯 （Edmund Janes James），他也于同年写信给罗斯福总统 ：“中国正处于一次革命的边缘。如果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当代的中国年轻人，并为此付出一定的努力后，将会在道德、知识和商业方面的影响力获得最大的回报。”

1907年罗斯福总统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以实力援助中国促进教育发展，宜将庚子赔款退还一半，援助中国学生来美深造，栽培他们成为专业人才。

国会部分减免庚款决议内容

1908年5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部分减免庚子赔款的“联合决议（S. R. 23）” ，内容节录如下：

“总统特此被授权同意作出以下修改：
根据 1901 年 9 月 7 日的条约，从中国收到总金额24,440,778.81 美元志期1906 年 12 月 15 日的债券，作为补偿 1900 年发生的所谓“义和团之乱”造成的损失和费用。

上述债券支付的总金额，修改后中国应赔偿的金额的上限应在 13,655,492.69 美元，并按规定年利率 4% 计算利息。

根据上述条约和债券，授权美国应获赔偿金额的剩余部分，可以经由友好举措的方式返还，此类支付和返还，应在总统认为适当的时间和途径落实之….”

美国随后通知清廷外务部，自1909年至1940年，美国将应得庚款的半数约1078万美元，逐年逐月“返还”给予中国。换言之，美国并非放弃庚子赔款，也不是直接拒纳部分赔款，而是将收到的赔款的半数逐步返还给大清国，主要用于庚款留学奖学金（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的实施。

清廷旋即命外务部与学部拟定《派遣留学生规程》，规定于为首四年间，每年至少公费派遣留学生100人；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公费派遣50人，至到用毕美国的庚款退额为止。“庚款兴学”的号角终于1909年吹响。

庚款兴学

最初，“游美学务处”公开招考选拔留学生，而后基于符合留学条件的人选并不多，学务处奏请清廷于皇家清华园创办“留美预备学堂”，故得名“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在此基础上于1928年经扩大建成“清华大学”。此外，还利用庚款办了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等12所教会大学。

紧随美国之后，英国，比利时等国，也逐步实施庚款兴学的策略。英国资助了华中、齐鲁等9所教会大学。

法国则主要用于中法实业银行的复办，余款拨给诸如上海中法工学院、巴黎中国学院、北平中法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等教育机构。

比利时则资助北平中国大学、北平第二工学院等高校，又创办了上海雷姆电学院。

德国，匈牙利，奥地利三国同属一战的战败国阵营，庚款债务被战胜国阵营一员的中国一概勾消。

苏俄延后至1924年方才宣布放弃庚子赔款，其间十余年，已从中捞取了最大量的白银财富。

日本虽然于1923年决定返还庚款余额，却多方拖延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庚子赔款依然照收不误，所以是唯一完全没有放弃庚款的国家。

留学欧美潮

不妨说，庚款兴学不仅促成诸多高等院校的创办，也促成高等教育的质量优化；不仅推动了留学教育事业，还改变了留学潮流的风向。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陷入军阀混战时期，庚款留学曾经短暂中断。清华学校，却未曾停止主持优选留学生的重任。特别是1912-1929年，期间留美人数激增。

自1909至1925年间，经由清华学校选拔公费赴美留学的人数约有1300名。来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替代日本，成为中国学生出洋留学首选之地。

1924-1949年间，经扩建提升为清华大学后，被派赴美的庚款留美学生，总人数超过1000位。

另一部分留学生在庚款兴学下被派往欧洲学习。1933-1939年及1945-1947年两个时段期间，共有194人公费留学英国。自1929年至1934年间，每年约64人公费留学比利时。

总之，缘于庚款兴学，欧美文化直接影响了一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欧美留学生归国后，正赶上国家现代化的转型期，相继成为各领域专业的佼佼者。

庚款留学人才光谱

首批庚款留美学生合影

庚款赴美留学的选派，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9-1911年间）
由游美学务处公开招考后，共派出三届“甄别生”，人数分别是47、70、63人。这三批留美学习的群体，学成归国后成为科教文化领域的开拓者，尤其是梅贻琦（首批）、胡适（次批）及姜立夫（第三批），分别享有 “清华之校长”、“白话文之父”以及“陈省身之师”的美誉。胡适更曾经于抗战期间担任驻美大使。此外，还有赵元任、胡明复、孙学悟等人。

胡适（左）；梅贻琦（右）

第二阶段（1912-1929年间）
清华学校的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名列首届毕业生的有顾毓秀、金岳霖、叶企孙、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别学科的奠基者。顾毓秀 – 被誉为全能通才，金岳霖 – 著名哲学家，叶企孙 -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清华学校前后共培养派出数十届的留美学生。

第三阶段（1933-1943年间）
清华学校升格为清华大学后，留学名额也开放给其他高校毕业生申请。选派程序逐步严密与规范化，保证了庚款留美学生的高度素质，前后共选拔派出六批留美学生。其后成为大师级的卓越人才辈出，比如钱学森 – 中国导弹之父 ；赵九章 – 动力气象学的创始者和卫星总设计师等。抗战时期，清华南迁并入西南联大后，杨振宁当属最广为人知的庚款留美学者。

庚款留美杰出学者

庚款留英考试难度最大，竞争最激烈。但也因此凡是被英国庚款录取的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教育的领军人物，比如先在加拿大留学、后转到美国与钱学森一起成为“火箭之父”冯·卡门助手的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人。当然，还有翻译大家钱钟书。

郭永怀（左上）；钱伟长（左下）；林家翘（右上）；钱三强（右下）

庚款赴法留学的则有钱三强，赴比利时留学的有童第周，赴德留学的有陈省身 – 著名数学家。

自从早期派遣庚款留美学习伊始，清廷就有“以十分之八学习理工农医等实用学科，以十分之二学习法政、理财、师范等诸学”的明确分科规划。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并无明文规定，大抵依然遵循旧制导向。

根据统计，自1909至1929年间（即前两阶段）庚款留美学生群体，学习实用学科的人数约占65% (其中工程学31%，理科10%，医学5%，农学5%，商贸11%，法学2%)；学习社会学（经济、教育、新闻等）的人数约占25% ；学习人文（哲文、史、哲）的人数约占6%；学习军事的人数仅占2％ 。

庚款留美军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庚款留美学习军事的小众群体，学成归国后未受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重用。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派出远征军入缅抵抗日军和保卫滇缅公路，与英美同盟军战斗在中缅印战场（CBI Theater），留美军事人才得以施展报国的壮志。

在孙立人师长率领下的远征军第38师，是由原财政部缉私总队整编的部队，也是清华学子庚款留美军校毕业归国后，所长期掌握的唯此一支军队。

38师后来扩编成驻印远征军的新第一军，孙立人担任中将军长，于缅北反攻战斗中屡败日军，赫赫战功享誉中外。以下是与孙立人一起缅北参战的几位庚款留美军人 ：

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师长、新一军军长，1923年留美报读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转入弗吉尼亚军校深造。

曾锡珪：中国远征军总部主任联络官、史迪威将军军务秘书，1922年报读诺威奇军校，次年转人弗吉尼亚州军校、康奈尔大学深造（历史学硕士）。

齐学启：新三十八师副师长，1923年留美报读诺维奇军校。

贾幼慧：新一军少将副军长，1925留美报读加州大学，次年转入史丹佛炮兵专校深造。

潘白坚：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和军法处长，1925年留美报读威廉玛丽学院，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城市管理学硕士）。

孙立人（左上）；曾锡珪（左下）；齐学启（右上）；贾幼慧（右下）

小结

192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决议，由中国和美国共同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简称“中国基金会”）掌管剩余庚款，负责资金运作和款项用途，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曾经是董事局成员。经由国际化的运营，且又理财有方，庚款持续增值，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反观俄国的庚款由于管理欠佳，不久后即被挪用于其他方面。英国的庚款，不久后也告耗毕。

平心而论，各国并未将庚子赔款直接归还给中国，庚款兴学用的其实也是中国人的钱。

清末民初，积贫积弱的中国，各方面的建设极需拨款支援，幸好有一笔稳定的款项，优先集中投入“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不敢将庚款挪为他用，终究保证了中国留学教育的经济基础。

庚款留学生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又受过严密正规的基础教育，尚未出洋留学前皆已具备优越的素养。其后各奔欧美名校留学，学习和生活费用有优厚的奖学金垫底，得以潜心高效学习，学成归国后，成就卓越，出类拔萃，有目共睹。

民国初年，海归群体于往后几十年的动荡年代，为国为民积极发挥所长的故事，海内外华人皆耳熟能详，其中一部分的典范人物，更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体现了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东方传统精神，尤为让人肃然起敬。

…………

注 1 ：明恩溥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自1872年起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生活了54年，熟悉下层人民生活，热爱中国。著有《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9年出版）、《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等。《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曾被鲁迅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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