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  2.06

济南惨案  2.06

滇缅长虹

第二章  第六篇

济南惨案

文 :陈贝尔

辛亥革命纵然已彻底埋葬大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后的首三十年,国家却陷入权力真空状态,没有任何党军派系的影响力,足以构建团结稳定的中央政权。国民党众头目争权夺利,地方势力拥兵自重,大小军阀割据分治,各省军政乱局纷呈。总之,多事之秋的民初年代,国家命运多舛,中华民国几近夭折。

清末时期暴力革命此起彼伏,革命党人大抵借助各省的新军武装势力起义反清,特别是压倒大清王朝的最后两根稻草,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二是袁世凯发动的北洋兵变,尤其凸显地方新军武力的关键角色。

军阀割据

武汉一声砲响,十二个汉地省份相继响应宣告独立,循例以当地新军将领出任都督,实行军政一体化的治理模式,一员武将大权独揽,不稍多久变脸军阀粉墨登场,大抵不过如此这般。

势力雄厚的北洋军阀袁世凯,原本具备条件统一全国,无奈他行事专横,各方势力诸多抗拒,导致“第二次革命”等一系列事端的发生。袁世凯后来称帝企图失败后黯然病逝,各地军阀割据的态势已然成型。

军阀集团之间相互争斗倾轧,其中主要的几股势力,当属前期的北洋军阀(包含直系、奉系、皖系、粤系、旧桂系等)以及后期的新桂系、滇系、川系等。中央政权鞭长莫及,任由军阀税收自留、文武高职自行任命。

除此之外,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实际权力也由民族分离主义的自治政体所掌控,中央政权根本无暇顾及。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末期救治无效,不幸逝世于北京医院。孙中山生前一贯主张以武力统一中国,曾经于1917-1924年间,先后发动三次大小军事行动,终究失败壮志未酬。

蒋介石先前得益于孙中山的信任,崛起成为国民党的重量级军政人物,却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除了南北各地的军阀割据,尚有党内派系的权斗、列强势力的搅局、共产国际的渗透、学生和工人运动风潮、工农红军武装造反等诸多乱局。

处于夹缝中求存的蒋介石,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势,使出各种或明或暗的套路招数。各路人马,明争暗斗,随机分合,政军格局,持续动荡,时局变幻莫测。

中华民国初期,立足华南广州的国民政府,实际上仅勉强控制两广一带。盘踞华中和华北的军阀派系,主要有三股势力 :称霸华北(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势力最为雄厚,北洋政府被其牢牢掌控;盘踞中原(湖南、湖北、河南三省以及河北、陕西部分地区)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东山再起;割据长江中下游地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的原属直系军阀孙传芳。三大军阀形成鼎足之态势,兵力完胜广州的国民政府。

为了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议决讨伐北方的军阀和北洋政府,发动国民革命军两度挥师北上。国民革命军在“国共合作”模式下,配备苏联提供的军械,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注 1),经受过苏式军训和思想灌输。

第一阶段的北伐战争(1926-1927年间)
由孙中山所主张的“联俄容共”方针推动下,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总司令率领下,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以打倒帝国主义帮凶的军阀,达至全国统一为目的。

孙中山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合影

在苏联顾问操控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于1927年2月自广州迁往武汉。北伐军于3月底,已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及孙传芳势力,军队也开入南京。

岂料4月间风云突变,蒋介石与张作霖达至默契,后者在北京展开反共逮捕,前者在上海发动“4.12”清党反共行动,另立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也于4月就职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宣称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史称“宁汉分裂”。

由于国共合作破裂,北伐战役顿失动力,蒋介石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8月武汉国民政府同意迁往南京,“宁汉复合”后,国民党中央于12月重委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第二阶段的北伐战争(1928年4-9月间)
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合组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再度复职总司令挥师讨伐张作霖,目的是争夺东北地区。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山东的济南。

民初时期的济南,位处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交汇的陆运枢纽,又有黄河、小清河的畅通水运锦上添花,堪称约38万人口的重要商城。

笔者已于前面的篇章概要介绍过,欧战初期日本从远东德军手中夺取胶澳(青岛旧称,1914年)地区,又与北洋政府于1918年秘密签署《山东问题换文》,取得了在济南和青岛驻军、中日合营胶济铁路等权利。1922年在美国调停下,中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赎回胶济铁路,日本归还租借地,驻扎青岛和济南的日军撤走。自1925年起,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地区,已被奉系军阀张宗昌的揽入囊中。

唯恐北伐军直取济南,日本田中内阁紧急决定出兵干预,声称山东局势早晚影响日侨的安全,出兵纯属为了自卫保障。一方面调遣驻天津的3个步兵中队抢先于4月20日入侵济南,迅速占领了城内重要地段,修筑街头堡垒。一方面又由日本本土调遣军队登陆青岛,再沿津浦和胶济铁路逼侵济南。

毫无疑问,日本出兵的动机,无非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北和满洲的特殊利益。一方面借机直接干扰北伐军的进度;一方面间接向“以收回列强特权为己任”的国民政府亮剑警告。

济南惨案

面对日本的军事干预,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齐声严正抗议。5月2日,时任战地外交部主任的蔡公时,临危受命出任山东公署交涉员。当晚,蔡公时等外交人员走马上任,驻进交涉公署办公。

刚巧有数名北伐军人路过公署街口时,不知何故与日本巡逻兵发生枪战。顷刻间,二十几名日本士兵,突然荷枪实弹闯入公署内强行搜查。蔡公时挺身而出,以流利的日语据理力争,说明公署内的一众人员皆是外交官。

气急败坏的日本士兵,不由分说将蔡公时打翻在地,以极其残忍,令人发指的手段现场杀害蔡公时和其他16位外交人员(注 2)。

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了顾全北伐的大局,一味向日方示意妥协退让,对方却得寸进尺,5月5日再度增兵扩大暴行,竟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济南城内的平民。11日凌晨,耀武杨威的日军,登上已被炸毁的济南城墙,开启了长达一年的军事占领。

据事后统计,被日军疯狂杀害的济南平民多达6123人,1701人受伤(注 3),史称“济南惨案”,亦称“5.3惨案”。

济南惨案震惊中外,激发海内外华人的巨大反日公愤,世界媒体舆论也纷纷谴责日军暴行。惨案发生后,张作霖出面呼吁南北双方停战,合力对抗日本的侵略企图,并表示愿意派代表去南京参与惨案善后、全国统一等协商议题。

蒋介石率领北伐军,绕过了济南继续北上,5月底北伐军包围北京、天津地区。6月3日晚张作霖漏夜撤离北京,出走山海关外。不料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却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被日军炸毁蒙受重伤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其子张学良掌握兵权后,同年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北洋军阀就此覆灭,北伐终告成功。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国民党声威大增,10月蔣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总揽全党及全国治权(注 4)。

美、英等列强考量各自在华的利益,分别向日本施加压力。1929年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济案协定》之后,日军方才撤走济南驻军,济南事件宣告落幕。

回顾日本血腥侵华的近代史,其实前后发生过三次惨绝人寰的屠杀惨案:第一次是甲午战争期间的旅顺大屠杀;第二次是北伐战争期间的济南惨案;第三次是抗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

济南惨案,也给蒋介石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军校,期间接受革命思想启蒙而加入同盟会。他前后多次东渡日本,与日本朝野各界也有交情,原来有意联合日本对抗西方列强。不妨说,济南惨案颠覆了他对待日本的态度倾向,即由“亲日” 转向 “仇日”。

坚持每天写日记是蒋介石长期保留的习惯,1915年开始一直写到1972年,换言之,从28岁写到85岁长达57年。1928年5月3日当天的日记上,他激动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自此以后,蒋介石每日翻开日记本,开篇必定先写上两个大字 :“雪耻”。鲜少有人知道,雪耻二字并非缘起于“七七事变” 或“九一八事变”,而是“五三惨案”。

蒋介石事后还在日记上写道:“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与同盟国在美国海军舰艇“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中国军民坚持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最后的胜利。在当天的日记上,蒋介石欣喜写道:“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

…………

注 1 :黄埔军校创立于1924年6月16日,原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陆军官校” 或 “陆官”。是当年由孙中山指示筹办的中国国民党的党校,蒋介石出任校长。由于校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因此被通称“黄埔军校”或“黄埔官校”。
1927年陆军官校迁往南京市,改为隶属国民政府,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陆军官校为避过战争而西迁成都市。

2 :根据唯一侥幸避过厄运的勤务兵(张汉儒)事后的控诉,兽性发作的日本士兵,以军刀将蔡公时的耳、鼻、舌割下,还将其眼睛挖出。另将公署内的其他人捆绑起来一番毒打,持刺刀肆意砍削。复又将17人的尸体移出户外,以机枪扫射一番。

注 3 :根据“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于事后的初步调查估计,平民死亡共3945人,伤者共1537人。根据“济南惨案蒙难家属联合会”的调查估计,平民死亡共6123人,伤者1701人。据日本方面的调查估计,平民死亡为3,600人,伤者1,400人;日军死亡26人,伤者157人。

注 4 :1932-1945年间,中国处于战时政治体制,蒋介石一直以中国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职务,行使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统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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