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  2.08

百年沧桑  2.08

滇缅长虹

第二章 第八篇

《 百年沧桑 》

文 ：陈贝尔

南洋华社心系祖籍原乡，缘由发自肺腑的两类朴素情怀 。一类归属“情”，一类归属 “义”，不妨说，两者是南洋华社与祖籍原乡相互联动的脐带。

此“情”，主要是指乡情离愁，即个体人的情愫思绪。此“义”，是指道德正义，即社会群体的生存共识。

个体性的情愫思绪，纵然一往情深，却伴随环境的变迁，而有所深浅消长的动态变化。群体性的道德正义，却是文明社会的压舱石，是意志和勇气的根源。

自晚清年代起始，南洋华社始终密切跟进且积极投入参与祖籍原乡的变革浪潮。特别是响应“反清革命” 与 “抗日救亡”两次高峰浪潮的社会动员，可谓是南洋华社历史上罕见的高光时段。

总而归究来说，前一波响应“反清革命”浪潮的社会动员，大抵是由“乡情”所点燃的激情；后一波响应“抗日救亡”浪潮的社会动员，显然是被“正义”所激发的义勇。两波社会动员所彰显的历史意义，其实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不妨说，“济南惨案”恰好处于两波社会动员浪潮间中的转折点。

两位德高望重的灵魂人物，凭借个人的非凡人格魅力，先后出现在两个高光时段的风口，当起社会动员浪潮的操盘推手。

孙中山是领导前一波反清革命动员浪潮的灵魂人物，陈嘉庚则是领导后一波抗日救亡动员浪潮的灵魂人物。

前一波社会动员浪潮的关键词包括 ：腐朽、羞辱、绝望、志气、革命。后一波社会动员浪潮的关键词包括 ：国耻、义愤、悲壮、正义、救亡。

反清革命

当今的海内外华人，每当回顾辛亥革命的艰辛历程，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引用“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经典名言。

这句七字名言，据说乃出自孙中山之口。有鉴于南洋华人群体，曾经倾囊资助反清革命的历史事实，一般人甚少会去认真追究，这句话到底是出自孙中山的哪一篇文章、哪一次的演讲抑或哪一次的谈话？

新加坡的黄坚立教授（注1），为此作了严谨的学术研究，审阅了大量文献档案后，发现孙中山纵然曾经于不同场合，多次对海外各地华侨为革命所作出的巨大奉献，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由衷感激之意，却从未亲口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的七字名言。坊间广为流传的相关题字条幅，被他确认是伪造的“半赝品”。

根据黄教授所查阅的档案记录，孙中山曾经针对华侨输财出力支持反清革命，前后作了5次的表扬赞赏。

其一（1916年）：“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

其二（1916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即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

其三（1917年）：“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惟吾深知同盟会中无华侨一部分者，清室无由以覆，民国无由而建也。”

其四（1923年）：“我海外同志，昔与文（指孙文，即孙中山）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

其五（1923）：“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

根据黄教授的追溯，“华侨为革命之母”最早的文案记录，出自戴季陶（注 2）之口。于1929年11月召开的华侨教育大会，时任会议主席的他在发言中谓，有鉴于“华侨为革命之母，华侨教育实与中华整个民族之存亡有莫大的关系”，语重心长地呼吁国府应以提供教育援助的方式，回馈华侨对革命的贡献。

新加坡的张永福（注 3）所著《南洋与创立民国》（1933年），开篇就写道：现在有许多人，都承认孙先生说的 “华侨有功革命”，“华侨为革命之母”这些话….。张永福享有革命先辈的殊荣身份，他所引用的“孙中山名言”，当然不为后人所质疑，尚且纷纷转述之。

此外，同年出版（却早于张永福8个月
）的另一份刊物，内容是为了纪念马来亚霹雳州华社的革命事迹。其中由黄警顽执笔的一篇短文中也写道：“故孙中山称华侨为革命之母，而国人誉南洋为革命策源地。”

黄教授又经一番追查，终于找出质疑的证据。话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1910 – 1991年），该报于1960年出版纪念发刊50周年的特刊，以孙中山的一副全身画像作为封面，画像背景的右上角，有“华侨为革命之母”的直竖幅条，附有孙中山的签名式和印章。

据查，所谓的孙中山题字竖幅，竟然是报社某个高层人员制作的“半赝品”。此人从各类书报收集了孙中山的亲笔字迹，然后加以并凑贴成 “华侨为革命之母” 的竖幅。自此之后，这幅半赝品的复制件，却被视为珍贵文物在海内流传甚广。

抗日救亡

消息传到重庆，当地民间社团也随即筹备“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于1945年11月18日举行。适逢国共两党举行的“重庆谈判”（注 4）收尾之庆，来自国、共两党要员、著名民主人士、归国华侨等500余人到会。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托专人直接送达会场。

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华侨空前团结，纷纷通过义捐、义卖、义演等方式，节衣缩食、输财出力筹措资助抗战军费。

根据陈嘉庚后来的回忆：“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

响应反侵略和反法西斯正义动员的感召，数以千计来自南洋各地的华侨，义无反顾地投入支援抗战洪流，或在后方务勤，或在前线杀敌。

1939年，三千余名机工报名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奔赴抗战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在滇缅公路的卡车大队辗转抢运抗战物资。

1940年3月，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由新加坡出发，途经仰光抵达抗战后方。

自3月至7月期间，陈嘉庚一行慰劳了南侨机工和抗战后方和前线的抗战军民，行走多省各地深入考察。

陈嘉庚在抗战陪都重庆逗留期间，亲自目睹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诸多荒诞乱象，失望之余也就不顾一切奔赴延安的红军根据地。

自5月31日至6月7日，陈嘉庚在延安实地考察了8天，先后多次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作了坦诚交流，又会见了集结在延安的归国华侨和其他民众，期间所见所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陈嘉庚感受到延安的勃勃生机、朴素节俭的风气，这些都与他的价值观十分契合，所以深受感动和振奋。

之后，一行人又风尘仆仆奔赴其他省市和乡村，作了为时长达数个月的考察和慰劳，最终再经由仰光，于1940年秒安返新加坡。

在仰光和新加坡华社举办的欢迎大会上，陈嘉庚分享了考察期间的亲历见闻，对中国的抗战形势作出深度的分析，每次都不忘著重强调“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后新加坡沦陷。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陈嘉庚在朋友的掩护下，出走荷属印尼的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匿藏避难。陈嘉庚一直等到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10月6日安返新加坡。

他的安全归来，令新马两地华社民众为之雀跃，于10月21日联合举行欢迎陈嘉庚安全回归的大会。

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也在大会当天，发表了《为中国志庆――庆祝陈嘉庚安全》一文，开篇即明确指出：“陈嘉庚是华侨的光辉和旗帜”，点出毛泽东八字题词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名言，精准浓缩地概括了陈嘉庚的人品和功绩，既是对陈嘉庚个人标志性的历史评价，也是针对南洋华社所展现的“情”与“义”之高度肯定。（不过，也许是毛泽东于1945年亲笔书写的题词早已失传，如今人们所熟悉的题词笔迹，其实是邓小平于1984年手书。）

综上所述，陈嘉庚对民国政府的态度，显然已由原先的拥护和支援，转向后来的批评和反对；对中共的工农革命的态度，也逐步由原先的抗拒和怀疑，转向后来的同情和拥护。个人立场的转向，导致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本人毅然北归，定居厦门的集美原乡终老。

陈嘉庚毕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华社领导人物，他作出的个人抉择，的确为他后半生的荣誉加分不少，然而由此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反响，持续发酵长达凡十年有余。二战后冷战时期的东南亚华社，为此承受余波的冲击，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上世纪70年代末伊始，新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繁荣，出于招商引资的利益考量，陈嘉庚与南侨机工那段一度“被消失”的历史事件，被抹去尘封烟灰、逐步摆上台面刻意弘扬。

一个“华之魂，侨之光”的名句，于是应运横空出世。这个看似“语焉不详”的句子，据闻是出自云南方面某单位的构思，显然是由伟人当年给于陈嘉庚的赞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广而泛之加工而成。笔者个人猜想，完整的原句或许是 “中华忠魂，华侨光辉”。原句被缩减修改为当前的六个字，缘由特意去掉前半句的那个颇具争议性的“忠”字；为了前后呼应的语调效应，只好略去后半句的那个“辉”字了呗。

…………

注 1 ：参阅 “华侨为革命之母”赞誉之来历与叙述
，刊载于《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第三卷  第二期（2011年12月） 页21– 56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 3 (2) : 21-56）。

论文链接 ：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abs/10.1142/S1793724811000150
作者黄坚立，师从王赓武教授，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任该大学亚洲研究所与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注 2 ：戴季陶是紧跟孙中山的早期革命前辈，曾任槟城《光华日报》的主笔。后期出任国民政府的中央训练部与考试院的主管。

注 3 ：张永福是新加坡的华侨富商，1903年创办了一份报纸宣传革命，引起孙中山的关注。他于1905年率先加入同盟会，旋即出任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副会长，他慷慨捐出晚晴园作为会所。

注 4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后，自8月29日至10月10日，由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高层领导人，在重庆市进行长达43天尖锐而又复杂的谈判，达至“双十协定”，史称“重庆谈判”。毛泽东于10月11日启程返回延安。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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