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空军  3.06

陆海空军  3.06

滇缅长虹

第三章  第六篇

《 陆海空军 》

文 ：陈贝尔

不论是说起十年的抗日战争，抑或是讲述八年的全面抗战，蒋介石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标志性人物。当然，他无疑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在国内一般上被尊称为蒋委员长，而外国人也习惯上称呼他为 Generalissimo（简称Gimo），意即“大元帅” 或“特级大元帅”之称谓。这个称谓的由来，说来话长。

蒋介石原名是蒋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他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八年抗战时期，他独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要职，号令四亿中国军民与侵华日军殊死抵抗，委员长的殊荣绝对是威权统治的象征。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最初于1924年6月建军。此后一直沿用“国民革命军”这个规范的称谓，一般也通称为国民政府军（简称“国军”或“国府军”）。

国军建立之初，主要的将领和军官，绝大多数来自广州黄埔军校。蒋介石是该校的首任校长，所以他也享有蒋校长的称号。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八年全面抗战的帷幕。8月11日，国民党高层决议保举蒋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出任国防最高会议的主席。8月27日，又授权蒋中正组织战时政府。

左上 ：白崇禧；右上 ：龙云 ；                        左下 ：朱德；右下 ：刘湘

当年中国的各方势力的将领，包括四川（川系）的刘湘、广西（桂系）的白崇禧、山西（晋系）的阎锡山、云南（滇系）的龙云、西北的马家军以及陕北中共红军朱德，一致拥戴蒋介石领导抗战。

9月17日，出于“中国为自卫而抗战，不采宣战方式”的考量，国民党高层再次决议：“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

简言之，八年抗战期间，在任军事委员长的蒋中正，已成为中华民国的军政首脑，其地位和实权，已凌驾于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 注 1 ），后者其实等同徒有虚名。

此后，中华民国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权力机关，从国都南京、经武汉中转、再内迁陪都重庆，陆海空军最高统帅军事委员会（简称国府军事委员会）始终都是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总之，国府军事委员会，表面而言是委员合议制，实质上却是“定于一尊”的军政集权统治。

国民革命军

1931年4月，国府公布了《陆空军军官佐士兵等级表》：

军官划分三等 ：将官、校官、尉官。
各官等又划分三级 ：上、中、少。
军士划分三级：上士、中士、下士。
士兵划分：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军佐也采用类似兵科的“三等九级”称号。

1935年3月，国府再将上将称谓区分为特级、一级、二级。
特级上将仅授予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一人。
陆军一级上将10名、海军一级上将1名（其中仅何应钦和陈诚两位一级上将归属蒋的中央嫡系之外，余者皆是各方军阀/地方势力头目）。

国军陆军的编制：
战区/行营 > 兵团（辖2至5个集团军）> 集团军（辖3至5个方面军/军团）> 军团（辖2个军）> 军（辖3至5个师）/ 路军（辖2师）> 师 > 旅 > 团 > 营 > 连。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1945年7月），国府军事委员会之下的国军战斗序列，编制上历经几番改组和变动，略举如下 ：

1）1937年8、9月间，中华民国战时政府，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帅全国陆海空军；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委员长：蒋中正
参谋总长：程潜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
空军：总司令蒋中正（兼）

战区划分：第1-第5 ，各别委任司令长。
预备军：第1-第4 ，各别委任司令官。

2）1938年1月，国府军事委员会整编战斗序列：

委员长：蒋中正
参谋总长：何应钦
副参谋总长：程潜、白崇禧

战区划分：除了第1-第5，另添加第8战区。
军委会直辖17个步兵师。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 – 总司令：陈诚
西安行营 – 主任：蒋鼎文
闽绥靖公署 – 主任：陈仪

3）1938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府军事委员会再次整编战斗序列，之后大致沿用至1944年。

委员长：蒋中正
参谋总长：何应钦
副参谋总长：程潜、白崇禧

战区划分 ：第1至第10战区，另添鲁苏战区，冀察战区。

4）1944年全面抗战迈入末期，为了适应反攻失地的需要，国府军事委员会最后一次整编战斗序列 ，此后大致沿用至1945年7月。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自始至终都重用何应钦，程潜、白崇禧为参谋总长人选，他还有侍从室幕僚从旁襄助，班子归由秘书长、副秘书长所领导。

左 ：程潜 ； 右 ：何应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等国结盟。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法西斯共同宣言，蒋介石受推举为同盟国阵营之下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中国空军

1931年，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创办了航空署下辖的航空学校，由德籍顾问协助各项飞行训练工作。尔后逐步收编各省军阀的航空部队，建立了统一的空军。1932年更名为“中央航空学校”。

航空学员一概年轻有为，意气风发，大多来自优越的家庭背景，可是国难当头无不怀抱舍身救国的决心。航校的校训是 ：

他们的毕业合照都被涂上十字架，毕业意味随时准备牺牲报国 ：

1934年，航空署改组成立航空委员会，负责空军发展。由蒋介石兼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主任委员是周至柔。

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空军实力薄弱，机场一百多处。14个中队属下约有600架飞机，其中仅100余架有升空作战能力。飞机大多由欧美各国进口，机种繁杂或机型落伍或机龄老化。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飞行员约莫620人，合格作战者不及半数。反观日本在1937年，已有自产战机1500多架，其中850余架在华参战。

1937年5月，国府军事军事委员的规划原本有6个空军区，其实只有南京第一和武昌第二空军部得以落实。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后的次日，日军派9架轰炸机轰炸笕桥机场，中国空军被迫参战，大队长高志航带领队员起飞迎敌，谭文首、李桂丹、柳哲生、王文骅、郑少愚相继击毁日机6架，中国空军首战以6：0的战果告捷。后来，国民政府于1939年宣布，每年的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中国空军再度于9月18日出动轰炸上海周边的日军目标。日军的海军航空队，于次日出动30架飞机轰炸南京作为报复。此后的一周内，日军共出动289架次重创南京军民。中国空军只出动46架次应战，却损失飞机36架。

淞沪会战的三个月里，中国空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投入空战一百余次，击落日本飞机30架。中国空军却元气大伤，仅剰余的80余架飞机，全部已丧失升空能力。

伴随《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8月）的签订，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900多架飞机，并派遣“志愿航空队”前往中国参战。

1937年11月22日，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南京上空打响了援华首战。

1937年12月1日，苏联轰炸机进驻南昌。第二天首次由南昌出发，轰炸上海的日军机场。

南昌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1937年12月9日至1938年8月4日，日军几乎每隔10天就对南昌轰炸一次，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并肩应战。

特别是1938年7月4日的南昌空战，是抗战初期的一次最激烈空战。8月4日，日机对南昌狂轰滥炸中破坏了南昌机场，中苏航空队被迫放弃南昌，移防至高安、上高机场。

1938年南京失陷之前，国府的军事指挥中心已转移至武汉。在长达一百三十多天的武汉保卫战期间，日军为了夺取制空权，日机连续轰炸武汉、南昌等地。

1938年2月23日，中苏航空队由南昌和汉口起航，轰炸日据台北的松山军事基地。由于疏于戒备，事后熊熊大火导致松山机场瘫痪，损失惨重。

5月20日凌晨，徐焕升和佟彦博奉命从宁波起飞“远征”日本，飞临长崎上空投掷一百多万张传单，警示日本军方 “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云云。

武汉空战

1938年4月29日，适逢日本天皇诞辰，日军狂妄策划一次武汉大轰炸，当作是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贺礼。不料中苏联飞行员升空应战，在时长30分钟的空战中， 击落共计20余架日机的赫赫战果。遭此重创后的一个月间，竟无日机再来空袭侵犯武汉。

武汉保卫战（1938年8月－1938年10月）期间，中苏联合飞行员并肩作战，配合地面战斗频繁出击，轰炸和扫射溯长江而上的日军。中苏飞行员共击落日机60架，炸毁日本海军舰艇17艘，炸损近50艘。遗憾的是，中国空军也付出惨重的代价。自七七事变至武汉失守，殉国的空军飞行员约202位，平均年龄不超过23岁。

殉国的空军飞行员的英勇事迹广为人知，其中几位著名典范的牺牲年龄略举以下：

高志航（前排中）与队友

高志航 – 29岁，第4大队的队长，于周家口机场不幸殉国，被誉为中华民国的空军“战神”。
刘粹刚 – 25岁，分队长，于高平迫降时殉国，生前击落敌机11架。
阎海文 – 21岁，淞沪会战期间座机被击中后，拔枪自杀殉国。
乐以琴 – 22岁，副队长，南京空战中殉国。
李桂丹 – 分队长，武汉空战中殉国，独创12分钟内击落敌机3架的记录。
沈崇诲 – 26岁，分队长，淞沪会战期间，由于座机故障，驾机撞击敌舰殉国。（同机牺牲的陈锡纯，23岁）。
徐怀民 – 21岁，武汉空战中，座机不幸中弹，却放弃跳伞自救，反而撞向日机与之同归于尽。

淞沪会战结束后，中央航空学校自杭州笕桥，内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改称“空军军官学校”。

1939年后，日本空军对中国后方轰炸远及于西北兰州、西安、西南之昆明，而以重庆为主要目标。除少数边远省份之外，中国各省都曾遭受日机无差别的狂轰滥炸，给全国各地的抗日军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抗战初期的中国空军消耗严重，又得不到国际援助及时补充，来到1940年，尚有作战能力飞机仅剩49架。反观日军，配置在中国的飞机多达877架。日本于是展开代号为“101”的空袭，对抗战后方的陪都重庆展开大规模的无情轰炸，妄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此为后话。

中国海军

打着国民革命军番号的陆军，毫无疑问始终是抗战的主力，却也蒙受惨重的损耗。如果说陆军部队是壮怀激烈，空军部队是义薄云天，不妨说，海军部队则是慷慨悲壮。

当年民国海军的舰艇总数约100多艘，总计排水量还不到7万吨，其中最大的护卫舰仅3000吨，整体海军根本没有配套任何的航空队。反观日本海军，各式舰艇的总排水量高达190多万吨，几近中国海军的30倍。其中不乏万吨级的航母、战列舰和巡洋舰。

中日海军实力的巨大悬殊，中国海军当然不无自知之明。相形之下的劣势，决定中国海军仅能在内陆江河与日本海军勉强较量。

早在1933年，国府制订的五年整军备战计划中，海军的任务明确为“全国航海舰艇，悉集中于南京或江阴一带”。此战略的关键考量，在于长江绵延千万里，浩瀚的江面到了江苏省的江阴市附近却骤然变窄。自清朝年间，江阴已筑建成护卫南京的战略要塞和炮台。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聚集在吴淞口的多艘日舰，一旦溯长江而上进犯南京，后果将不堪设想，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极力迟滞敌人。抗日海军采用的防御战略，简言之，便是在江阴构筑阻塞线。扼守南京-江阴封锁线，阻止敌军向上游进攻。

江阴保卫战

面对危急关头，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下令将海军主力舰艇布置于江阴一带。以平海号巡洋舰为旗舰，指挥舰队在长江下游执行“拱卫京畿”的任务。长江下游航道灯塔、航标全部破除后，一场悲壮的“破釜沉舟”开始了。

中国海军将老旧商船和舰艇集中灌水自沉长江，并辅以水雷。江阴民众也用帆船载运石子，再沉船填补堵塞空缺。海军舰艇陈列于阻塞防线上游，以如此组建的江阴封锁线，试图阻止日舰上驶。

淞沪会战期间，日本海军一直无法突破这条防线，日军只好改用飞机，对中国海军进行狂轰滥炸。可悲的是，中国海军各舰既缺乏防空火力，又得不到空军的足够掩护，以致损失惨重，主力丧失殆尽。

中国海军却未就此放弃，并没有屈服。痛失战舰的仅存海军官兵组成布雷队，继续和日军作战，日军称“长江中到处都是水雷”。

江阴保卫战于1937年8月16日打响，可谓是抗战期间罕见的一场集陆、海、空的三栖立体战役。12月3日，日军攻占要塞炮台，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江岸。

国民海军在抗战初期已然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丧失殆尽。多年后中国迎来抗战胜利，1945年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然而让组织者难堪不已的是，竟找不出任何一个完整的海军单位出席盛会。最后只好勉为其难，从各地找来数十位原海军人员和退役老兵，七拼八凑后举着一块“中国海军”的条幅挤入大游行的方阵中，目击者无不为之动容扼腕长叹 ！

…………

注 1 ：1932年至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由林森担任。1943年9月，林森不幸遭遇车祸逝世，《国民政府组织法》被修改后，蒋介石继任国民政府主席。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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