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  3.09

抗战后期  3.09

滇缅长虹

第三章  第九篇

抗战后期

文 ：陈贝尔

抗战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史实和主要战役，笔者已在前面的篇章介绍过了，接下来再展开介绍抗战后期阶段的史实，涵盖的主要战役罗列如下 ：

后期阶段《1942年—1945年》

中国战区 ：

1942：浙赣战役；
1943：鄂西会战、常德会战；
1944：豫湘桂会战；
1945：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桂柳反攻战役。

中缅印战区 ：
1941-42：缅甸抗战；
1943-45：缅北反攻战役、密支那战役、滇西反攻战役。

根据战后日本方面的研究，1937 – 1941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的伤残人数，最低的估计数据如下：
1937年 – 5.1万人；
1938年 – 8.9万人；
1939年 – 8.2万人；
1940年 – 4.2万人；
1941年 – 4.1万人。

时任日本总理的东条英机（ 注 1 ），在1941年10月14日的一次发言中，承认侵华日军阵亡人数已高达数十万之多。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机偷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掀开了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战争之序幕。

1941年12月9日美、英、中三国对轴心国宣战，紧接着，中、美、英、苏等26国又于1942年1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法西斯共同宣言。中国军民已坚持了多年的孤军抗战，终于迎来命运的转机，开始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

在同盟国共同的战略规划下，抗日国军横跨两个战区，即原本的中国战区（China Theater）和扩大的中缅印战区（China-Burma-India Theater，简称CBI），国军开始与英美等同盟国的军人联合作战（Allied Forces）。艰难悲壮的抗日战争，逐渐转型迈入新的篇章。

战争部署的转型毕竟不是一蹴即至的，更何况中国与英美等国的过往关系，敌对成分远超于友好成分。联手作战机遇的到来，免不了需经一段相互磨合和协调的过渡时期。

总之，抗战后期的历史脉络错综复杂，笔者考量再三后，索性将抗战后期的历史，勉强拆分成三个篇章加以穿插叙述。本章叙述的内容，仅聚焦于中国战区的战役。

笔者在前文（参阅3.08）已介绍过，中国的出海国际运输大动脉，即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于1940年先后被法属越南当局和英属缅甸当局关闭，导致国内的军需民用物资奇缺，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军民皆苦不堪言。

1942年，全面抗战来到最艰难的时刻，同盟国的援助迟迟未有实质性的落实，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国军，战斗力显然远远不如日军。

鄂西会战 （1943）

湖北宜昌于1940年的枣宜会战后沦陷，抗战陪都重庆距离宜昌只有几百公里之遥，日军本部营曾想乘胜挥师直捣重庆，却因当年四川与湖北之间仍然不通公路所阻。

摆在日军面前只有三条进军入川的路线：其一是经由山西的“陆路北线”；其二是经由云贵的“陆路南线”；其三是由湖北（鄂西）长江的“水路中线”。三者之中，水路中线显然是最优选项，

长江三峡是中国陆地的地理分野，以西陵峡的末端为界。三峡以上的长江上游，属于中国整体地势的第二阶梯；三峡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属于中国整体地势的第三阶梯。所以长江之水从上游的群峰深谷激流而下，流经三峡后，蜿蜒流淌于中下游的开阔平原。

距离宜昌仅30余里的长江上游，有一个名为石牌的要塞重镇，面朝长江的90度大拐弯，地势特别险要，堪称拱卫陪都、扼守长江上游的门户。只要夺占石牌要塞，日军舰艇就能溯江而上，穿过三峡再逼近重庆。因此，日军对石牌要塞早有觊觎之心。

早在1938年冬，中国海军已未雨绸缪，在石牌要塞设置安装了10尊大炮，沿江也遍布水雷严防日军舰艇穿行而过。

1941年3月，日军曾经一度从宜昌发动对石牌要塞的正面进攻，结果却惨败而退。此役之后，在鄂西的宜昌辖区，围绕石牌要塞的攻防、相持和对峙，前前后后发生过不下百场的大小战役。

1943年5月，日军集结大军发动鄂西攻势，意图一举夺下石牌要塞。吸取之前惨败的教训，日军不敢贸然从正面攻打石牌要塞，而是采取迂回战术从石牌的背面发动攻势。

面对日军西进的威胁，蒋介石对石牌要塞的安危极为关注，下令第六战区的总司令长陈诚率精锐重兵死守。时任十八军第十一师的师长胡琏，率领所部扼守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

胡琏师长

1943年5月5日至6月18日，石牌保卫战进入决战阶段。日军在石牌周边集结了10万兵力直面扑来。

陈诚上将打电话问前线的胡琏：“守住要塞有无把握？” 胡琏斩钉截铁地铿锵回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他当即交代为家眷写好了遗嘱（注 2 ），决心与石牌共存亡。

此战主要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进攻河南中部的“豫中会战”；其次是进攻长沙的“长衡会战”；再次是针对桂林与柳州的“桂柳会战”。

5月29日，胡琏对团长们发令：

5月30日下午，日军和国军反复争夺阵地，前线爆发了激烈的白刃战。两军集体贴身肉搏、喋血拼刺刀。国军前赴后继，最终用刺刀和喊杀声把日军驱逐撤退。5月31日后战斗逐渐减弱，6月8日敌军全线溃退，两军恢复战前的对峙态势。

义无反顾的国军最终以弱胜强。鄂西会战成功挺住日军进犯重庆的企图，全国军民为之欢腾振奋。

根据多年后抗战史家对鄂西会战所作的客观统计，日军方面伤亡超过万人，其中3千余人被击毙，反观国军方面共计4.5万人伤亡、失踪和被俘，其中阵亡官兵高达1.5万人。

常德会战（ 1943 ）

鄂西会战后的几个月，中、日两军皆按兵不动，双方形成对峙态势。

国府为了增派远征军至中缅印战区，与盟军协同打通自印度西北部的雷多至云南省会昆明的“中印公路”、反攻缅甸全境以及收复怒江以西的滇西失地的部署，先后从第六和第九战区陆续抽调了大量兵员转移至云南和印度。日军为了牵制国军往西南地区的移动，决定出动大军进攻第六战区主要战略基地的常德。

1943年10月间，鄂西地区的侵华日军向常德进军，目标其实是锁定夺取粮食。11月2日，常德会战打响，日军出动10余万人和300余门火炮参战，国军则投入21万余人的兵力顽抗。

其间最惨烈的常德保卫战，城内8千名守军官兵，面对日军约3万余人的攻城部队，坚守顽抗16昼夜，英勇战至最终仅剩约百人突围幸存。

守城师长余程万，于城破之际发出最后一封的电报内容：“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卑职率部….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12月4日常德一度失守，旋即在国军增援部队反攻之下，日军最终撤退。经此一战，常德全城沦为废墟。

常德会战持续长达50余天，国军共计6万余人阵亡，许国璋、彭士量、孙明谨三位师长将军殉国。日军伤亡估计约万人（中方统计约为4万人，日方数字据报约4千人）。

豫湘桂会战（1944）

日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在河南（豫）、湖南（湘）和广西（桂）三个地区发动一系列大规模的攻势。日本军方称之为“一号作战” 或 “大陆打通作战”。

日军战略目标的重点，是为了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继而再贯通一条自东北，经华中、华南，通往中南半岛的陆路运输线。其次是为了摧毁中美盟军设于江西、湖南和广西的多处机场。

豫中会战 （1944）

1944年4月，豫中会战爆发，日军以15万兵力，在短短的37天内，击败国军第一战区40万大军，攻占郑州、洛阳、许昌等中原重镇以及周围的38个县城；仅用了两个月，打通了平汉铁路。

长衡会战 （1944）

发生于1944年5月－1944年8月期间的长衡会战，是分别指第四次长沙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两场战役。

1944年，日军于豫中会战狂胜后，企图乘胜一路追击至湖南重镇衡阳。抗战时期的衡阳，地处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交汇处，堪称西南交通的大枢纽，战略位置凸显。

武汉、广州沦陷后，衡阳一跃成为西南大后方的物资集散地，当年是仅次于重庆和昆明，国统区的第三大工商业和金融中心。然而日军欲破衡阳，必先拿下长沙。

6月18日，30多万国军精锐部队陈兵长沙，迎战36万日军的进攻。不料长沙保卫战在两天内已轰然溃败。长沙失守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旋即沿粤汉铁路快速南下进攻衡阳。

1944年6月下旬，1.8万国军将士和4千余民工，在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领下孤守衡阳，顽强抵御11万日军的进攻，血战坚守了47天，以国军伤亡1.7万余人为代价，重创日军8万余人，终告不敌城破，整座衡阳城沦为废墟。

这一场惨烈的衡阳保卫战（又称衡阳会战），堪称是八年抗战期间，中日两军正面交战历时最长、双方伤亡最多、也是日军伤亡超过国军的一场战役，没有之一。

本来蒋介石下令方先觉“固守衡阳十天乃至两周”，就会调动援军赶来助战。结果衡阳守军鏖战47天，仍未见友军驰援，导致守军几近全军覆没。

守军在弹尽粮绝、外无援军的绝境下，为了避免日军屠城，方先觉与日军达成不杀俘虏、救治8千伤兵的“停战协议”。不料日军事后却食言，把方先觉等人当作俘虏关押起来。

当时重庆高层都以为方先觉已经殉国，后来得知方先觉等人被关押的消息，赶紧组织营救行动，成功将他们安全救出送返重庆。

当年方先觉与日军谈判，到底是协议停战乎？不幸被俘乎？还是变节投降乎？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注 3 ）

桂柳战役（1944）

1944年冬，来自华中与华南的两批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从湖南、广东分别向广西挺进。此役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为了打通桂越（南）公路。

11月11日，桂林和柳州同时失守，日军相继又占领南宁等地，打通湘桂铁路。11月28日，侵越（南）的日本南方军，由越南攻入广西绥渌。

最终，各路日军于1944年12月10日在绥渌会师，豫湘桂战役以日军完胜结束。自中国东北，纵贯东亚大陆，直至越南海防的陆路运输线，终被日军全面打通。

期间有一支日军，于12月5日攻陷贵州的独山，此处距离陪都仅数百公里，重庆高层深为震撼。由于战线延伸过于深入，补给难度不小，日军主动撤退。另有一说是孙元良军长率900余人，于12月10日跑步抵达独山（注 3 ），挡住了日军的后续攻势。

…………

注 1：东条英机（Tojo Hideki），日本帝国陆军大将、自1941年10月17日至1944年7月22日（二战期间），曾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及统制派最高领袖。

注 2：大敌当前，恶战在即，胡琏当夜修书五封与家人作别。
其中一封写给妻子：“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军人以死报国，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效忠为宜。……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馀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枝，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毋悲亦毋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

注 3 ：之前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关键是长沙能不能守得住，负责守城的长方先觉，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的内容：“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这封遗书在《长沙日报》上刊登，不少市民看后不禁泪目。方先觉此战不但守城有功，而且还冲出长沙城追击败退的日军。

衡阳会战守城失败，方先觉被日军关押期间，曾写下一首《中湘颂》的诗歌，内容如下（中湘、蒸湘均指衡阳） ：

“民族义旗飘衡阳，志士起蒸湘。
孤军奋斗显身手，视敌如犬羊。
精诚结团体，万民共颂扬。
还我田园全骨肉，携手上疆场。
反攻国军将接近，复湘桂，下粤汉。
天空比铁翼，寇兵心胆丧。
战舰如云会东海，沸腾太平洋。
蒸湘诸将勇，两衡好儿郎。
大家齐出动，捐躯赴国难。
视死如归，为我中华民族争荣光。”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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