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作战  3.10

一号作战  3.10

滇缅长虹

第三章  第十篇

《 一号作战 》

文 ：陈贝尔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国军在“豫湘桂会战”（请参阅第三章第九篇《抗战后期》) 的大溃败，在国内外引发非常大的反响，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此役的后续影响，作进一步的引申慨述。

话说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战争年代军事工业所需的天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铁矿，必须自东南亚各处的原产地，经由远洋船舶运往伪满洲国和帝国本土作加工处理。船运路线途中经停日占台湾海域。有鉴于这条“海上生命线”安全保障的考量，大量的日军海空部队，被派驻台湾岛上的基地。

杜立德空袭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启动“南方作战”，同步进攻东南亚的英属及荷属的殖民地，并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旋即引爆了太平洋战争。

1942年3月，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及关岛已相继沦陷，日军也在缅甸及菲律宾的战局占了上风，更抢占了南太平洋新畿内亚的战略要地。

1942年1月至4月期间，日本陆军部、海军部、联合舰队三方曾就后续战略的制定出现了意见分歧。

日军对夏威夷珍珠港的突袭，引发举世的轰动效应。美国为了重振国民信心，秘密部署了报复行动。1942年4月，美国陆军出动16架B-25轰炸机，由“黄蜂号”（USS Hornet）航母搭载游戈至日本海域外约600里处升空，飞往日本帝国本土首次空袭轰炸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几座城市，史称“杜立德空袭” （Doolittle Raid）。

此次意料之外的空袭，带给日本帝国大本营（注 1 ）极大的心理震撼，也给美国举国上下带来不小的士气振奋。

为了优先考量帝国本土的安全保障，大本营紧急作出全盘战略的重大调整，却与此同时，作出严重的战略误判，导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制海权开始由盛而衰。

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中途岛战役（注 2）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注 3）中重创日本海军，结果在南太平洋航道穿行的日本船舰屡遭击沉。

1943年11月25日清晨，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出动16架战斗机和8架 B-25 轰炸机，联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的6架轰炸机组成编队，自江西遂川的前线机场出发，合流飞往日占台湾针对新竹空军基地实施轰炸，重创机场设施并摧毁60余架日机，史称“新竹空袭”（注 4）。

此次成功的空袭，令大本营震惊不已，深恐海上生命线一旦被美军切断，帝国本土被“卡脖子”的后果不堪设想。可以说，“新竹空袭”是侵华日军于次年发动“一号作战”的导火线。

日军的战略目标

为了消除帝国本土的安保风险，迫切需要另外开辟和保住一条替代性的“陆路生命线”。以上就是“豫湘桂会战”的缘起。

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日军在中国的河南、湖南和广西一带，发动一系列的大规模攻势，日方统称之为“一号作战”（日文罗马拼写 ： Ichi-gō Sakusen；英文 ：Operation Ichi-Go ），别称 “大陆打通作战” （日文罗马拼写 ：Tairiku Datsū Sakusen；英文 ：Operation Cross Continent）。中方则将这一系列战役，统称为“豫湘桂会战”（参阅第三章第九篇3.09）。

简要言之，“一号作战”的主要战略目标有三：

其一，为了打通一条纵贯亚洲大陆的交通线 ，即起始于日占朝鲜及伪满国，纵贯华北、华中、华南，再进入越南、缅甸、泰国、马来半岛，综合铁路、公路和水路网络组成的陆路运输线。

其二，攻击或摧毁分布于湖南、广西和江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以彻底消除中、美战机往返穿梭轰炸台湾乃至帝国本土的隐忧。

其三，尽量歼灭第一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国军精锐主力部队。

日军的战略规划

日军的具体战略攻势，前半部分是集中打通北平至汉口的平汉铁路，此战役日方称为“京汉作战”，代号“コ号作戦”（英文 ：Operation Kogo），中方则称 “豫中会战”。

后半部分优先打通广州至汉口的粤汉铁路，继而攻占广西连接越南的桂越公路。此战役日方统称为“湘桂作战”，以“ト号作戦” （英文：Operation Togo ）为代号。此役又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Togo 1”为代号，中方则称之为“长衡会战”；第二及第三阶段以“Togo 2 & 3”为代号，中方则称之为“桂柳会战”。

“一号作战”的终极战略目的，显然是企图将中国的国土自北至南纵向分切，一分为二成为东、西两个部分。如此一来，陪都重庆必将承受倍增的空袭压力，国府岂敢掉以轻心？

根据《日本陆军战史》的记载：“一号作战”可谓是日本陆军史上规模最大、复杂度最高的战事动员，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日军首次在抗日正面战场上出动装甲师团。

各路日军同步作战的战线长达2,400公里，总共投入的兵力多达51万人，出动火炮1.5千门，坦克8百辆，战车1.5万辆，轰炸机200架，军马6.7万匹，还调集足够两年的军粮弹药储备。

中方出动应战的兵力，也高达130万。历经近8个月的艰难作战，日军最终取胜，日占区面积大大地扩大。根据战后的估计，日军在一号作战期间伤亡约7万人，国军伤亡则高达60余万人。

日军战胜的成效

表面看来，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目标大致达成，却由于无法保障长期有效的固守，被迫又从部分占领区自行撤出。而且由于前线延伸、兵力分散了，实质上很难保障大陆运输线的全线畅通使用。

“一号作战”期间，日本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武器，反倒让盟军有机可趁。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展开“跳岛战略”，相继夺取了塞班岛、硫磺岛等岛链。

美军原本投入“马特霍恩行动” （Operation Matterhorn）的B-29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注 5），全部被撤出中缅印战场，改由这些岛嶼的多处基地起飞展开空袭行动，大大缩短了轰炸日本帝国本土的飞行距离。

换言之，日军即便在“一号作战”付出惨重的代价，最终也未能防止日本帝国本土被穿梭的美机轮番轰炸。

国军溃败的后续影响

国军在短短八个月内，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和贵州的一大片面积达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其中包括洛阳、郑州、长沙、桂林、柳州、福州、温州等中小城市共146座。

中美联合空军位于桂林、柳州、衡阳、零陵、宝庆、丹竹和南宁共7处的重要基地以及36个机场全部被毁或被占。

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国军，再次蒙受类似抗战初期那般狼狈不堪的失败，触发国内和国外舆论的一片哗然。战场上的失利，不但让国民政府的颜面无光，更在国内政治势力均衡态势和国际外交博弈态势中，连连遭遇致命性的重挫。

国内政治势力均衡态势的变化

由于日军从各地抽调了大量精锐部队投入“一号作战”，导致大范围的日占地区的防卫，逐渐浮现不少相对薄弱的环节。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后觉察机不可失，于5月11日发出《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作好向沦陷区进军、组织抗日游击队、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部署。7月25日正式发布开始发动敌后攻击的命令。

早前遭受华北大扫荡打击后蛰伏已久的八路军，联同新四军和华南纵队，趁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泛地区，展开局部性的敌后攻击行动。

根据中共的统计数据，1945年春夏期间，中共领导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接连攻克70余座城市，共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俘虏6万余人，另争取伪军反正3万余人。

短短的一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至近百万之众，民兵人数多达2百余万。收复敌占区建立根据地的总面积，估计广达9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面积的十分之一。

总之，由于武装力量于1945年间的迅猛壮大，相较于国民政府的大失民心，国共之间的政治势力均衡，显然已来到转折点，中共开始具备问鼎中原、争雄天下之雄心和实力。因此，美国驻华的使节和军务人员，公然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展开多方的接触和考察。

国际外交博弈态势的变化

美、中、英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于1943年11月在开罗举行盟国会议，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宣告：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包括东北三省、旅顺港和大连的租借地)、台湾及澎湖群岛，应归还中华民国。


开罗会议重申美、中、苏、英四强的地位正式确立，可谓是中华民国的高光时刻。蒋介石返回重庆时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罗斯福则如此形容：“今天，我们与中华民国在深厚友谊及共同目标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站在一起。”  毫无疑问，开罗会议标志中美同盟关系处于“蜜月期”。

岂料，开罗会议后不足半年时光，中国战场却出现了“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美国政军高层因而深受震动且大为不满。实际上，美国政府及军方高层，早已对国府和国军的抗战表现颇有微词。

反观欧洲西线战场，盟军节节反攻的态势相继好转。迈入1944年，意大利宣告战败投降了，德国在北非也作战失利。苏军随即在欧洲东线战场发动战略反攻，美、英盟军也在欧洲南部登陆进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显然已趋向利好发展。

欧、亚两边战场的形势反差，间接导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国军已不再可能阻挡日军的攻势，为了减轻美国在中国战场的重负压力，于1945年1月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建议，美国亟需争求苏联对日宣战。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全面讨论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及政治安排。

美国正式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美、英答应让苏联于战后取得诸多的远东利益中，竟然包括诸如让外蒙古实现独立、享有大连港的优越权、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经营权等承诺。

雅尔塔会议的成果，显然是以中国的巨大利益被严重侵犯作为铺垫。美国和苏联对于中国的态度出现关键性的转变，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和历史走向。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并于次日出动150万红军、3,704辆坦克、3,721架飞机、1,852具自走炮、85,819部车辆组成的钢铁洪流，快速越过中国东北国境全线进攻伪满国。由于驻守东北的关东军，之前已被大量抽调投入“一号作战”，导致防守力量略显单薄，苏军迅速击垮关东军后，陈兵占领了东北全境。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多年后，国共内战终于爆发，苏军为中共提供了便利，东北也就在内战的关键时刻，成为中共发动解放战争初期的首要根据地。

……………

注 1 ：大本营（日语：大本営，罗马拼写 Daihon’ei），同盟国称其为“帝国总司令部”（英语：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是自甲午战争至太平洋战争期间，大日本帝国陆、海军的最高统帅机关，也是直属于天皇的最高司令部，以大本营陆军部或大本营海军部命令的形式发布天皇敕命。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临时设置的大本营战后即解散。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置的大本营，一直存在至二战终结。

注 2 ：“中途岛海战”（Battle of Midway）是二战期间美国海军与日本海军，于1942年 6月4日至 6月7日在中途岛附近海域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海战，美军打赢这场海战，被认为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捩点。此役日军损失4艘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全部约250架舰载机、3,500名人员；美军损失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150架飞机、307名人员。中途岛海战结束后，交战双方的海空战力差距大为缩小，导致西太平洋的制海权重返均衡态势。

注 3 ：根据中途岛海战期间的观察和分析，美国舰队总司令恩斯特·金恩、盟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等将领达至一致的判断，同意把握机会提前在西南太平洋岛琏展开反攻行动。

盟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周边岛屿展开的反攻，自1942年 8月7日持续至1943年 2月9日，史称“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Guadalcanal Campaign；简称“瓜岛战役”）。

日军先后在“中途岛海战”和“瓜岛战役”中遭受战略性失败，日方的舰艇、战机和兵力损失惨重，据估计有超过 2.5万地面部队人员阵亡。日本的精锐飞行员，先后在两场战役中消耗殆尽。日本海军显然已失去自开战以来所掌握的战略主导权，所以瓜岛战役的胜利，也意味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迈入战略反攻的阶段。

注 4 ：第十四航空队（14th Air Force）是支援抗日战争的美军驻华单位，隶属美国陆军第十航空军（US Army 10th Air Force，简称 “14 AF” ）。于1943年3月5日在昆明正式成立，由陈纳德（Clare Lee Chennault）出任总司令。

其前身是“援华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简称 “AVG”，1941年8月-1942年7月），被民间通称“飞虎队”（Flying Tigers）。太平洋战争爆发后，“AVG”奉命解散，一部分队员追随陈纳加入第23战斗机大队（23rd Fighter Group ）。第十四航空队（特别是第23战斗机大队）的成员，继承了之前“飞虎队”的俗称。

中美空军混合联队（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简称 CACW），由中国空军与14 AF 共组的航空部队，1943年10月于印度成立，隶属于 14AF 指挥体系。主要任务在协助地面部队对日作战，打击敌人的交通补给线，并争取空中优势。

1943年秋季起始，14 AF 利用江西遂川的前线机场，出动空袭诸如日本海上交通线，日占台湾、海南岛、菲律宾等处的战略目标。

注 5 ：B-29 超级堡垒轰炸机是由四个强力引擎所发动，机翼宽达 43公尺，是二战期间空中的巨无霸，可装载重达10吨的炸弹，作战半径可达 2,400公里。由中国或印度的基地起飞，轰炸范围覆盖日本的主要工业地区、中国的沦陷区和日占东南亚各地的战略目标。

马特霍恩作战计划交由美国第20轰炸机司令部（XX Bomber Command）执行，初期的主要基地设在印度，原本计划在桂林建设前方基地，后来计划有所调整改为选址四川成都。B-29 的燃料油气补给，主要由“驼峰航线”的机群负责支援。

二战结束前，轰炸日本帝国本土的空袭任务，90%以上是由B-29轰炸机所包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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