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反攻  3.11

战略反攻  3.11

滇缅长虹

第三章  第十一篇

《 战略反攻 》

文 ：陈贝尔

如果说，中美航空队展开的“新竹空袭”（1943年11月），是造成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亦称“一号作战”）的直接导火线，那么，美军航空队展开的“杜立德空袭” （Doolittle Raid，1942年4月），则直接触发了日军发动报复性的“浙赣战役”，也间接导致日军于1944-45年间，针对位于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和广西诸处的航空基地和机场，所发动的一系列攻势埋下了伏笔。

笔者已在《一号作战》（第三章第十篇）一文，简要地讲述了“杜立德空袭” 和“新竹空袭”两次空中行动，本文接着回溯两者所掀起的汹涌波涛。

浙赣会战 （1942）

日本偷袭夏威夷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总计有超过2千3百余名美国官兵和数十名平民在事件中伤亡。

1942年4月18日的“杜立德突袭”，则是美国的报复性反击行动，若从军事效果来说，此次空袭的实质性破坏不大，也仅炸亡50和炸伤400余名日本军民；若往战略意义上看，帝国本土首遭美军轰炸的冲击波，却极大地震撼了大本营的军心。故所以，英勇的杜立德和他的队员，先后获得蒋介石和罗斯福颁发功勋奖章大事表扬！

按照美军原本的沙盘演习，16架B-25轰炸机群在日本城市完成空袭任务后，直接续程飞越东海上空，在中国浙江省的衢州机场降落添油休整后，再飞往抗战陪都重庆，之后机群将交付给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的美国航空先遣队。

不料美军所策划的机密行动，于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却乱了步骤。按行动脚本的指定，“大黄蜂号”航母舰载轰炸机群，在午间游戈至日本海域，于逼近日本列岛海岸线外450海里时，航母上的机群才起飞升空。遗憾的是，美军航母游戈至650海里处时，很不幸被日本侦探船队所觉察。

惟恐突袭行动被侦破后导致功败垂成，杜立德果断命令机群立即提前起飞升空。由于这个仓促的变卦，意味着机群的飞行航程已平白添加了200海里，导致飞机油箱里的燃油存量，已然不足够应付飞至衢州机场的航程。

当轰炸机群勉强飞抵华东海岸线时，油箱里的燃油几乎消耗殆尽。无奈之下，杜立德下令全体机组人员弃机跳伞。

除了其中一架轰炸机自行改道飞往苏联的海参崴机场降落之外，其余的15架飞机相继坠毁或迫降于浙江的乡间田野上。

据称，美军为了避免机密泄漏，根本未将空袭行动预先通报给中国方面的美军和国军，不然的话，陈纳德极有可能作好必要的安排，完美地引导轰炸机群在衢州机场安全降落。

15架轰炸机共计有75名机组人员，除了3人不幸意外牺牲、8人被日军所俘之外，其余64人庆幸获救，随后被中国军民秘密转移，从沦陷区历经煎熬、几经辗转方才安抵抗战大后方（ 注 1 ）。

大本营推断美军将会利用华东一带的机场，对日本展开更多与“杜立德空袭”类似的“穿梭式轰炸”，所以当天立马作出决定：有必要尽快彻底摧毁浙江的衢州、玉山、丽水等地的机场，三天后便制定以“せ号作戦” （Operation Sei-go）为代号的“浙江作戦”战略，4月30日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主要战略目标锁定省内的几个机场。

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却毅然对作战部署作出变更，决定扩大作战规模投入更多的兵力，以歼灭国军为首要作战目的，占领机场次之，也就从原定的“浙江作戦”，扩大升级为“浙赣作戦”（中方称为“浙赣会战”）。

1942年5月15日 – 9月上旬，日军沿浙赣铁路（杭州-株洲段）进攻，除了采取诸如破坏沿线各处的机场、拆除铁路钢轨、掠夺物资和设备等军事手段之外，更且刻意屡犯许多令人发指的残暴恶行。

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导致兵力分散，日军终究无法有效控制日占区，于8月15日奉命撤退，会战终告结束。

根据中方事后的估计显示，“浙赣会战”期间，约有25万浙赣军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日军所到之处，残无人道地对中国平民进行无差别的虐杀，动机显然是为了报复当地军民之前给予杜立德机组人员的营救和援助。

日军在撤退之前，臭名昭著的731生物战部队，竟然刻意将霍乱、伤寒、腺鼠疫及痢疾病原体投撒在玉山、京华和富津各处城乡居民区的水井、水塘和食品中，导致此后的八年期间，邻近地区相继爆发多起传染病大流行，病患总数高达30万，其中约4万人染疫病殁。

目睹日军暴行的陈纳德说：“日军在面积广达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执行所谓的“三光”政策，他们夷平了各处的机场。但凡协助过杜立德部属的嫌疑人，一律受刑致死。邻近美机坠毁处的村庄，所有的村民不论老少，全部被屠杀，房子也被放火烧毁……”

另一位目击者温德林·邓克神父也说：“日军就像一群蝗虫飞过，留下的只有破坏和混乱。”

国军战斗序列整编

回溯了1942年的浙赣战役，让我们将话题切换回归抗战后期的最后两年。话说为了适应抗战后期大反攻战略的需要，国府军事委员会于1944年再次整编国军战斗序列 ，此后大致沿用至抗战终结。

委员长：蒋中正
参谋总长：何应钦、程潜（代）
副参谋总长：程潜、白崇禧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总司令：何应钦
参谋长：萧毅肃
方面军 ：第1 – 第4，各别委任司令。

驻印远征军
总指挥：萨尔登
总副指挥：郑洞国
新一军军长 ：孙立人

战区划分 ：第1 – 第10。
冀察战区，东南行辕，汉中行营。

八年抗战来到1945年已接近尾声，当年还发生了三场战役，其中的“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是由日军所发动，“桂柳大反攻”则由国军主动出击。

豫西鄂北会战 （1945）

1945年3月3日，日军为了占领老河口机场，兵分三路向豫西（河南西部）和鄂北（湖北北部）发动攻势。

位于鄂豫川陕四省边界的老河口机场，是中美盟军航空部队的战略基地。4月8日老河口被攻陷，机场其实已于会战前被国军自行摧毁。

此役国军虽然战败，在中美航空部队发挥空中优势的支援下，却重创进犯的敌军。国军死伤4万余人，日军也付出伤亡1万5千余人的惨重代价，史称“豫西鄂北会战”。

湘西会战（1945）

“豫西鄂北会战”结束后，芷江机场已是驻华美军唯一仅存的前线航空基地。

日军为了摧毁芷江机场，于1945年4月至6月期间，在湖南西部发动“芷江作戦”（中方称之为“湘西会战”，亦称“雪峰山战役”）的攻势。

日军总共投入10万兵力，4月10日起始，兵分三路攻入湖南西部，战线长达200余公里。

国军调动18万兵力迎战，依芷江机场东面的天然屏障“雪峰山”为据点，夹击围歼日军3万余人，取得“雪峰山大捷”。

国军在中美航空队的空中支援下，于5月4日起始向各路日军发动总攻，导致日军全线溃败纷纷夺路逃命，“湘西会战”最终以日军退回战前阵地而告终。

“湘西会战”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不妨说，此役可谓是八年全面抗战的分水岭，种种迹象显示，侵华日军已被逼入穷途末路。国军终究摆脱了消极挨打的困境，开始采取积极反攻的战略。

纵观抗战后期的两年（1944-45年），国军的地面部队获得了空中支援的高效协调。中美盟军的航空部队又如何扭转战局劣势向好发展呢 ？且待笔者用接下来的两个篇章，尝试将个中错综复杂的脉络作简要的勾勒和梳理。

美军第10航空队在“雄鸡行动”下投入近百架运输机，日夜穿梭从印度空运了3万名新六军官兵和2千余匹骡马至芷江完成集结，却由于战局基本上已趋稳定，美械装备的新六军终究没有机会参战。

桂柳反攻战役 （1945年）

1945年，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然浮现。

西欧战线的态势正急转直下，苏军于4月22日攻入柏林，墨索里尼于4月28日在意大利米兰被枪决，希特勒也于4月29日在柏林自杀，德国终于5月8日宣布投降。

远东太平洋的战线，美军的“跳岛战略”也喜报频传，于4月1日成功登陆冲绳岛后，日本帝国本土已然危在旦夕。

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表明即将于4月13日届期的《日苏中立条约》不再会续约（ 注 2 ），大量的苏军也从已停火休战的欧洲战场，调往远东地区集结。

日本大本营预测将会与苏军在华北开战，美军也可能在华东沿岸登陆参战，开始秘密部署侵华日军的战略撤退，一方面下令华南的日军部队撤往南京、济南、东北以及朝鲜待命，一方面调动广西方面的部队集中于西江两岸和南宁，准备应对国军的反攻。

彼时国军共30余师的美械部队已整编完毕，再加上中美航空部队已牢牢掌握了制空权，全面反攻的条件已然具备。

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部，于7月9日建议国军从速朝广州和香港方向反攻（ 注 3 ），国军总司令部却坚持优先攻取衡阳、曲江，然后再向广州、香港进攻。国府的战略考量和政治盘算，哪方轻重缓急，不言而喻。

1945年7月14日，国军在何应钦指挥下发动了“桂柳反攻战役”，锁定正当北撤中的日军，歼灭于广西境内。

一方面由于日军受到战略撤退的消极因素所牵制，一方面又得到各地民团纷纷助攻下，国军在广西的反攻颇为顺利，5月27日收复了南宁，6月30日攻克了柳州，7月28日收复了桂林。

正当国军反攻节节胜利之际，苏联于8月8日正式对日本宣战，美国也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先后投下两颗原子弹，走头无路的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被迫由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鉴于局势尚未明朗，国军的反攻劲头一时间也停不下来，8月16日收复了梧州，8月18日广西宣告全境光复。主力国军乘胜沿湘桂铁路向湖南挺进，8月21日收复了东安和零陵，残余的日军部队奉命撤回衡阳，“桂柳反攻战役”胜利结束。

国军以伤亡2万5千人的惨重代价，取得八年抗战最后一场大战役的胜利。日军4000余人被击毙、5000余人被击伤。

在浙赣会战、豫湘桂会战、湘西会战、豫西鄂北会战期间，日军接连摧毁了诸如衢州、玉山、丽水、遂川、零陵、衡阳、郴县、安康、梁山、建瓯、长汀、赣州、宝庆、丹竹、南郑、道县、邵阳、桂林、柳州、南宁、恩施、老河口等多处的机场。

根据史料《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迟景德著）的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的国军与侵华日军前后总共发生了大型会战 22次， 大型战斗 1,117次， 小型战斗 38,931次。

跟据中华民国1946年的官方统计，国军战亡322万7千余人、病亡42万2千余人，总计损失365万人。其中陆军阵亡约132万人，伤残约176万人，失踪约13万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和舰艇则全军覆没。 

1942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湖南衡阳市的南岳衡山香炉峰下方，建成南岳忠烈祠以纪念抗日战争期间阵亡的将士。也是中国大陆唯一现存的大型抗日烈士陵园 （ 注 4 ）。

至于1943-45年间的缅北反攻战役和滇西反攻战役，且留待后续的其他篇章结合史迪威公路的相关内容再行介绍。

…………

注 1 ：自1942年的“杜立德突袭”事件起始，至1945年8月抗战终结为止，总计有735名美军飞行人员，庆幸被中国军民所营救，中美军民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传承至今。

注 2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和《苏日共同宣言》，其宣言内容表明：“……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国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对此公开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表明《苏日共同宣言》的内容，中国绝对不会认同。

注 3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远征军开始发起缅北大反攻。次年5月，中国远征军也发动滇西大反攻。两支反攻部队最终成功打通中印公路，援华抗战物资开始源源运入内地。

原本从缅北战场胜利返国的新一军，准备会同其他方面国军，共投入35万的兵力对广东方向发起反攻作战。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也从欧洲战场东调更多的飞机，配合增援中国战场。

注 4 ：1943年7月7日忠烈祠举行了落成大典。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宣读祭文后宣布“抗战以来，各忠烈将士，即日入祠，岁时奉祀。”

上世纪50年代，忠烈祠及烈士公墓题刻总计100余处的“反动遗迹”被凿毁。70年代文革期间再度遭到严重破坏。

1984年5月24日胡耀邦总书记参访忠烈祠致哀，当即指出：抗日烈士“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而牺牲了，应该重视，应该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年）之际，忠烈祠修复工程全面启动。

2013年7月7日，忠烈祠举行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灵位安放仪式。

每年的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纪念日，9月3日则是国民政府宣布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在两个纪念日期间，忠烈祠都会有民间人士到来祭拜。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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