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空军  4.01

中外空军  4.01

滇缅长虹

第四章 第一篇

《 中外空军 》

文 ：陈贝尔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位于南京紫金山北麓，馆藏抗日战争期间中、苏、美等国航空英烈的相关史料。纪念馆内的英烈碑上，镌刻有近4300名中外抗日航空英烈的名字，其中1468名归属中国籍。

2024年9月3日，馆方首次对外公布了共计2590名美国籍航空英烈名录。同年的11月22日，又首次对外公布了236名苏联籍英烈名录。

坊间不少民众看到这个信息后颇感疑惑，当年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作战，战场上怎么会出现美籍和苏籍的烈士 ？而且美籍烈士的人数竟远超中国籍的呢 ？

部分媒体报道和网络文档，经常草率地将这批美籍烈士，一概列入赫赫有名的“飞虎队”成员，其实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误传。

再说抗战后期，国军终究扭转劣势得以反守为攻，空中优势确实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毕竟在战云密布的年代，诸如国际外交博弈的利益勾兑、战场交锋走向的变化莫测、国内各股势力的政治盘算、个人恩怨矛盾的暗中较劲等等方面，犹如一团乱麻般千头万绪，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清楚交代。

毋庸讳言，战乱期间档案资料的大量流失，统计数据又杂乱无章，更何况战后的史料研究受到冷战意识的颠三倒四。

有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尝试用较大的篇幅，从多元视角切入，客观地回顾当年战场的情境变化，理性地厘清个中的来龙去脉。

首先，有一个关键性的认知误区必须澄清：中国空军在抗战期间确实有一席之地，反倒是美国和日本当年的战斗系列中，航空部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兵种，而是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的编制之下。美、日空军，是于二战结束多年后方才脱离陆、海两军正式成为独立的兵种。

为了慎重起见，以下讲述的内容中，除了中国空军之外，涉及美、苏、日三国的航空部队，笔者会尽量避免用空军之名，而且为照顾文句上的流畅，部分内容采用相应的“英文简称”，敬请读者多加留意。

中央航空学校

中央航空学校（简称中央航校）正式成立于1932年9月1日，校址在杭州市笕桥，前身是军政部航空学校（1931年，笕桥，隶属国府军政部航空署），更早前则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班（1929年，南京）。之后在洛阳、广州设有分校。

1934年，民国航空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周至柔、毛邦初分别出任秘书长、主任委员及副主任的高职，受命开始筹划创建民国空军。

1936年6月，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受聘来华担任航空顾问。

在这之前，已有来自美、苏、英、法、意、德等国的飞行员陆续来到中国，在多处机场提供航空服务或当航空教练，其中较为人知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裘伟德（John H. Jouett），率领了30名美国飞行员受聘中央航空学校当教练。

当年的美国国情，在所谓的 “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 ) 的规范下，孤立主义情绪盛行，任何人若是被发现介入战争行为，个人的公民资格将会被褫夺。故所以，这一批美国人是以密约方式为航校服务。

1937年淞沪会战前，中央航校共培训了500余名学员，成为中国空军的核心骨干。抗战时期内迁云南昆明后，于1938年7月正式改名“空军军官学校”。

若追溯至更早些年，美国人萧特（Robert M. Short）由波音公司委派来到中国兜售飞机。1932年第一次松沪战事期间，他毅然参战却不幸在苏州上空遭遇日机击落，是为中国抗战牺牲的首位美籍飞行员。

前文提到的杜立德（Jimmy Doolittle ），也曾于1933年来到中国兜售“Curtiss Hawk”型飞机。他精湛的飞行特技非常出色，让宋子文等高官不仅为之折服，更果断地下单采购了这款机型。

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

话说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中华民国的军工产业，尤其是航空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的军用飞机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1933年12月，中美公私合资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 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简称CAMCO）在杭州苋桥创立，由美方股东威廉·道格拉斯·鲍雷（William Douglas Pawley）出任总经理，他是以家族控股的“洲际公司”（Intercontinent Corporation）名下入股CAMCO。

1933年鲍雷来华之初独资创立了“中国航空”（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来华之前，他曾经是美国飞机制造厂商“柯蒂斯-莱特”（Curtiss-Wright ）的大股东。

CAMCO最初是在杭州的笕桥设厂，与中央航校毗邻，并共用空军机场的跑道。工厂当年是全国唯一具备飞机组装能力的企业，主要投入装配生产由美国进口零件的柯蒂斯飞机（注 1）。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后的次日, 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笕桥机场，濒危的中杭厂于9月3日搬迁至湖北的汉口机场。

1938年8月日军兵临武汉，中杭厂再度西迁至云南昆明，最后落户地处滇缅边界的垒允（今瑞丽的雷允），当年俗称“垒允飞机制造厂”，现今规范称为“雷允飞机制造厂”，实际上“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的正式名称一直被保留沿用。

北美华社捐献飞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美洲的旧金山、波特兰、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檀香山、凤凰城、土桑等美国城市以及加拿大各地的华社，纷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航空救国”活动。

北美华社一方面积极募捐筹款购买飞机。各地的中餐馆门前都设置了捐款箱，终于筹资百万美元足够购买10架波音 “281型”（Boeing Model 281 ）飞机捐献给祖国。这款出口型号战斗机与美国“P-26”型同款，属于最早批量出产的全金属单翼战斗机。1935年12月由西雅图启程海运，于次年正月抵达上海，后被分配驻扎于南京机场（注 2）。

美籍华裔志愿飞行员
（Chinese-American Volunteer Pilots）

北美华社一方面又积极创办航空学校和航空学会。“九一八事变”后不及一个月，“美洲华侨航空学校”已在波特兰开办，前后培训了两期共29名学员毕业，其中的陈瑞钿（Chen Ruitian / Arthur Chin ）、黄泮扬（John Wong Pan-yang）、雷炎均（Louie Yim-Qun）、李月英（Hazel Ying Lee）、黄桂燕、苏英祥、、刘龙光、林觉天、雷国来、杨仲安、邝廷等25名毕业生，随即由“波特兰市航空救国会”资送来华抗日，各别志愿申请加入CAF。其中身为女性的李月英，始终不被接受只好无奈地另寻出路。

右起 ：陈瑞钿，黄泮扬，雷炎均

此外，更早时期来华参加CAF的美籍华裔飞行员还有诸如黃新瑞（John “Buffalo” Wong）和譚壽（Tan Shou）等人。

民国空军组建初期
( ROC Air Force，简称 CAF）

全面抗战最初期的首四个月期间（1937年7月-11月），中国空军损失惨重（注 3）。由外国教练所培训的首批中国空军，后来都义无反顾地血洒长空（请参阅第三章第六篇《陆海空军》）。

期间英勇卫国牺牲的中国空军烈士，包括高志航、刘粹刚、阎海文、乐以琴、李桂丹、沈崇诲、陈锡纯、徐怀民等人。

中国空军烈士为国牺牲的过程，一般都悄然而去没有下文。档案记录里往往只有一句简单的交代：“某人某日，去了就再没有回来。”

英勇抗战的中国空军，一般上都家世良好，受过高等教育，牺牲的烈士年龄平均仅20来岁。“同年入校, 同年毕业, 同年牺牲”，简直就是这批年轻烈士的共同写照。

刘粹刚牺牲时年仅25岁，他在给妻子许希麟最后的家书中写道，“….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们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 …”。

第十四国际轰炸机中队
（14th International Bomber Squadron，简称 “14th IBS”）
＜1937年10月–1938年3月＞

1937年至1941年间，陈纳德的职称挂名航空顾问，却被赋予民国空军参谋长的实权。 他通过雇佣合约的方式，积极物色外籍飞行员来华协助中国空军作战，与此同时出面购得12架杂牌飞机 （注 4）。

1937年10月，以美国人文斯 • 舒米德（Vincent Schmidt）为首，加上10余名来自美、法、德、荷等各国飞行员以为期一年（1937年10月 – 1938年9月）的雇佣合约下，组成了IBS （国际轰炸机中队），并在民国空军编制下以“第十四中队”的番号在汉口机场驻扎，而后迁往孝感机场。

舒米特

14th IBS参战后不久却因日机突袭孝恩机场，跑道上的12架轰炸机来不及升空全部被炸毁。组队仅5个月后（1938年3月）便被航空委员会下令解聘裁撤。其中部分队员拿了工资和遣散费后继续滞留中国，等待其他的参战机会。

1938年4月，陈纳德又通过半年为期的合约，雇用法籍飞行员组成了空军第四十一队，后因军纪及作战不力，于同年10月期满后全员解聘。

日本当局曾经就陈纳德等美国人在华参战的具体情报，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唯恐惹祸上身，美籍人士相继离华他去，仅存陈纳德改以考察中国农业为由，非正式续任航空顾问之职。

苏联志愿航空队
（Soviet Volunteer Group，简称 SVG）
＜1937年8月-1941年6月＞

1937年8月，中、苏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派遣“志愿航空队”到中国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请参阅第三章第四篇 《国际支援》）。

1937年11月22日，SVG在南京上空打响援华首战。飞行员涅日丹诺夫不幸牺牲，成为SVG首位阵亡的队友。

涅日丹诺夫

来到1938年春季 ，民国空军早前所拥有的美制飞机几乎已消耗殆尽，转向与 SVG 并肩战斗，先后投入保卫武汉、南昌和兰州的空战。

1937年10月至1938年底，苏联共提供4百余架援华飞机，主要包括驱逐机和轻型轰炸机等，及时补充了中国在空战中的损失。

武汉沦陷后，“SVG”曾经于1938年10月 – 1939年12月期间进驻重庆和成都。1939年10月3日，“SVG”出动9架轻型轰炸机，自成都出发突袭日占汉口机场，据称炸毁至少50架各型敌机。

1940年夏季，SVG开始分批撤离回国。在此之前，已有超过2千名队员通过轮换方式，先后来华参与“SVG” 的援华抗战。他们自认不是“雇佣部队”，所以拒领国府颁发的奖金。

库里申科

236名苏联籍烈士名录中，包括了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拉赫曼诺夫等人。

马尔琴科夫

正当纳粹德国酝酿入侵之际，苏联急调大军在欧洲战场集结防御。斯大林彼时深恐日本会乘机出兵入侵苏联的远东地区，若是两个轴心阵营的强敌分别从东西两线协同入侵，腹背受敌的苏联将可能会战败亡国。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苏联在关键时刻不惜背弃盟友而与宿敌媾和，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同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终于爆发，苏联援华贷款和军售被切断，SCG队员全部撤离归国 。中国空军一直到1941年底，还在使用苏联所提供的飞机（注 5 ）。

这些采用低效的“65-75号”辛烷燃油发动、且又陈旧不堪的苏制飞机，尚可勉为其难地继续发挥余力，其实是靠中国空军顽强的卫国意志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

反观侵华日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无论是硬体设计还是制造技术，可谓已飞跃长进，特别是改用高效的“90+号”辛烷燃油发动的引擎，两相叠加的成效，日机在速度和高度方面都占尽了空战优势。

总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可以说，侵华日军已全面掌握了制空权。

…………

注 1 ：组装数量最多的机型，也是抗战初期最早投入使用的约 100 架 柯蒂斯（Curtiss）“霍克II” 和“霍克Ⅲ” 鹰式型战斗机（Hawk II and Hawk III fighter-bombers）。

注 2 ：1937年8月的南京空战，由民间捐献的 10架波音（Boeing）“P 26 -281”型战机被派上用场，成功击落 6架敌机。遗憾的是，这批飞机不久后却因零件匮乏而全数报废。

注 3 ：松沪会战前期，侵华日军共备有1500余架的各型战机，其中约600 – 800架投入中国战场作战，包括“九七式”轰炸机和“伊式”战斗机。抗战期间，帝国本土及伪满洲各地的兵工厂，又陆续生产组装了各类型号的战机近2000架。

民国空军只有约2百架诸如 Curtiss“Hawk II 和 Hawk III” 型及Boeing “P-26 / 281”型美制驱逐机及Fiat “CR 32 ”型意大利战机应战。1937年10月，国府再接收36架英国供应的36架 Gladiator “MK 1”型战斗机。

1937年 – 1938年期间中国空军共出动137架次，投入空战 57次，击落敌机 94架，击伤地面敌机 52架。殉国的民国空军超过 200人，损失飞机 131架。

由于战损的飞机和零件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仅剩约 50架尚有升空作战的能力。如此单薄力量也就只能集中退守兰州机场，为西北地区的中苏运输通路（中方终点为兰州），勉强负起有限的空中防御任务。

注 4 ：12架杂牌飞机包括 “伏尔梯”和“诺斯罗普”（Vultee V-11 和 Northrop 2E）轻型轰炸机、“马丁”（Martin 139）中型轰炸机以及
“Dewoitine D-510 ”型战斗机。

注 5 ：根据苏联档案资料，从1937年10月到1941年1月期间，国府以价值约2亿美元的赊购方式，向苏联订购13批共848架飞机。

期间每年供应为数250-300 架的战斗机，一年下来，一般也就仅存几十架幸存下来。

此外，“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SVG在撤离过程中，另外留下37架战机移交给中国空军。换言之，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885架战机，其中的563架战斗机以 “波利卡夫”（Polikarpov）“ I-15” 型 和  “I-16” 型系列为主；322架轰炸机以 “图波列夫”（Tupolev） “SB” 轻型轰炸机为主（ 加上少量的 “DB -3” 和 “TB-3” 重型轰炸机以及几架 “UT-1” 型教练机 ）。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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