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轰炸  4.02

重庆轰炸  4.02

滇缅长虹

第4章 第二篇

《 重庆轰炸 》

文 ：陈贝尔

自从1876年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后，英国商船得以溯长江而上，深入西南内地的重庆设立商埠从事进出口贸易，重庆因商贸的迅猛发展而崛起成为四川盆地的异数，民国初期已是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的经济中心。不仅商业发达，诸如纺织等轻工业也随后建立和逐渐发展起来。

蒋介石早在1934年已萌生要盘踞四川作为抗日和光复中华的后方基地。1935年他在重庆的一次演说中，公开透露了这个信息。

1936年，国府鉴于一旦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首都南京将会难于防守，因此已开始着手迁都的部署。

松沪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决定于1937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将政府机关从南京撤往武汉。

上海沦陷后，日军乘胜兵分几路进攻江南各地。11月20日苏州失守后，南京已危在旦夕。同日，国府宣布将政府机关再从武汉迁往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确认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

重庆的地理位置和天然环境，提供优越的战略性保障。重庆周边高山险阻易守难攻，且远离东洋诸岛，日本战机不论是由航母升空、抑或是自华东地区的机场起飞，若要深入内陆空袭重庆的话，往返航程之长远距离，绝非彼时的战机所能覆盖。重庆又享有山城雾都的美誉，周边多山的地势，便于开凿防空洞；常年多雾的气候，又是抗拒空袭的天然屏障。（请参阅第三章第二篇《山河浴血》）。

全面抗战的初期阶段，东部沿海省份总共245家企业，也纷纷内迁西南地区，大部分都选择在重庆和川东地区落脚。

重庆更一跃而成为抗战期间的工业重心，为艰苦抗战的军民保障基本的物资供应。其中就有17家生产诸如步枪、手榴弹、炸药包、重机枪和迫击炮等军火和武器的工厂。

“100号作战” 轰炸 <1938年 – 1939年>

全面抗战的中期阶段，侵华日军的航空部队，分别隶属海军和陆军下辖，具体全称如下 ：

• 日本帝国海军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简称 “IJN”）
• 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ir Service，简称 “IJN AS”）
“IJN AS” 下辖的第一联合航空队和第二联合航空队，主要是以武汉的汉口机场为基地。

• 日本帝國陸軍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简称 “IJA”）
• 日本帝國陸軍航空部隊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ir Service，简称 “IJA AS”）
“IJA AS” 下辖的第三飞行师团，主要是以山西运城机场为基地。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大本营以“第241号指令”，向侵华日军下达以“100作战”为代号的命令，指示IJA AS利用汉口机场，深入飞往抗战大后方，特别针对重庆实施无差别的战略性轰炸，妄图通过刻意制造大量的军民伤亡，最终瓦解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

彼时，IJA AS 的 “A5M” 型战斗机，续航能力顶多能达1200公里。轰炸机若要深入重庆实施战略性轰炸，却由于往返航程超过1600公里，也就面对战斗机无法全程伴随护航的瓶颈难题。

1938年12月26日，IJA AS 首次出动12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及10架中型轰炸机（ 注 1 ），自汉口机场起航空袭重庆。航空队飞临重庆时，飞行员却发现四川盆地的上空云遮雾罩，不易辨认轰炸目标的定位。须知那个年代，不仅GPS尚未发明，即便雷达和无线电等设备的功能也尚未完善。

1939年初春，IJA AS 又不定期出动轰炸机飞往重庆实施轰炸和高空侦察。根据高空侦查的反馈和军事情报所反映，每年仅5月至10月这段期间，重庆上空的云雾较为稀薄，能见度有望提高轰炸定位的精准度。

大本营于是指示将轰炸重庆的任务改交由 IJN AS 执行。1939年5月3日，IJN AS 出动54架 “G3M 九六式” 轰炸机，飞临重庆的中心地带大事轰炸，还一并投下大量的燃烧弹。仅这一天的大轰炸，已造成约7百名平民死亡，3百多人被炸伤（ 注 2 ）。

次日黎明时分，IJN AS 再次出动27架 “九六式” 轰炸机投下各式炸弹。彼时碍于重庆基地尚未具备夜间升空的条件，CAF始终无法升空应战。日机长驱直入，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导致重庆市中心商业区被烈火延烧两个昼夜后变成一片废墟，约5千幢房屋损毁，共计3千余平民丧生，2千余人伤残，约 20 万人无家可归。日机这次的无差别大轰炸，即便外国使馆和教堂也没能幸免。

1939年的整个夏季，日军连续多次刻意于夜间出动机群实施大轰炸，造成惨烈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

日军肆无忌惮地实施无差别的战略性轰炸，杀害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摧毁无数民居房屋的暴行，引发美国官民舆论的深切关注，针对日军令人发指、毫无人道的侵略行为，纷纷谴责提出严重抗义。

两个月后（1939年7月），美国政府首度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飞机零部件（ 注 3 ）。

“101号作战” 轰炸（ 1940年 ）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又再下达以“101号作战”为代号的命令，指示IJN AS 与 IJA AS 联合实施针对重庆和成都的战略性轰炸。

自1940年5月18日起始，由 “G4M 九七式” 远程轰炸机和 “G3M 九六式” 中型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分批出动锁定重庆和成都，展开一系列大规模的狂轰滥炸。

凭借尖端科技和先进产能的两大实力臂膀，日本接二连三推出新型战机。

1940年7月，IJN AF开始引进日本自家研发出来的 “A6M 零式” 型战斗机（简称“零式机”）。最初直接从生产线引进15架进驻湖北汉口机场，而后逐步增至40架。

先进的“零式机”横空出世 ，以其高超的技术设计和顶尖的作战性能，在二战初期脱颖而出，彼时欧美各国的战机都无法匹比。

“零式机”的续航能力高达1800公里，足够覆盖往返汉口 – 重庆 / 成都的距离，为远程轰炸机执行护航任务可谓绰绰有余。

彼时堪称最先进的 “零式机”，首次于1940年8月19日，出动执行为 “G3M 九六式” 轰炸机护航、实施轰炸重庆的任务。

当天的大轰炸堪称特别惨烈， IJN AS 总共出动140余架次由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大肆轰炸，造成多达2,000余幢房屋被炸毁，史称“八一九大轰炸” 。

根据中方记录显示，1940年7月28日至8月31日的期间，“IJN AS” 前后出动多达20批次的大轰炸，每一批次的轰炸任务一般由100–150架次战机编队执行。

1940年9月13日，IJN AS 出动 13架“零式机”，一路护送 27架 “G3M 九六式” 轰炸机飞临重庆。CAF出动34架 “波利卡波夫” 战斗机（25架 “I-15”、9架 “I-16”）与 “零式机” 首次空战长达半小时，此次重庆空战亦称“璧山空战”。

CAF的陈旧苏制战斗机，根本不是日本最先进的“零式机”的对手。后者以高超的续航力，空战后全数安全返航，仅四架被击损。

日方宣称以 “27：0” 的战果凯旋，中方则承认共24架损毁（13架被击落，11架被击损迫降）。CAF的10名英勇飞行员（杨梦青、黄栋权、刘英役、余拔峰、康保忠、雷廷枝、曹飞、张鸿藻、何觉民、司徒坚）不幸殉国，另有9人负伤。

蒙受如此重大的挫折后，CAF再度陷入绝境。无奈之下，高层只好指示队员尽量避免与敌军空战。不过决心以死报国的CAF队员，旺盛的斗志又岂能收敛呢 ？重庆上空小规模的空战依然时有发生。

总之，1940年和1941年期间，凭借所向无敌的“零式机”，侵华日军强势把持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由于失去了空中的支援，国军只能以消极守势继续艰难顽抗。

“102号作战” 轰炸（ 1941年 ）

大本营为了积极部署以“Z行动”为代号的机密任务（偷袭珍珠港），指示 “IJN AS”的两个联合航空队，准备于1940年9月至1941年中期，安排从中国战场陆续撤出调返帝国本土。

1941年初，大本营策划预先在中国战场搞一场热身演练，下达以“102号作战”为代号的命令，指示IJN NS 在撤退前出动几款的新型战机，针对重庆和成都发动密集的战略性轰炸。

1941年3月14日，CAF主力大队被乌龙情报所误导，出动 31架苏制 ”I-15” 和 “I-16” 战机，與 “零式机” 在成都上空再次发生持续约30分钟的空战。事后敌机全数返航，仅4架被击损。CAF却损失18架战机，其中10架全毁。

CAF的8位飞行员（黄新瑞、岑泽鎏、陈鹏杨、袁芳炳、周灵虚、江东胜、任贤、林恒）英勇殉国，另外6人受伤。

此役是自“璧山空战”以來，CAF再次蒙受巨大的重创。CAF 第五大队被撤销番号，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配带“耻”字臂章，以警示此役的奇耻大辱。

“零式机”全部被撤走之前，与CAF最后的一次空战发生于1941年8月11日。地处重庆和成都一带的机场遭受日机的无情扫荡，不论是已升空作战，抑或是尚在跑道上滑行准备起飞的“I-15” 和 “I-16”型战斗机，无一幸免被轮番扫射，又有四名CAF飞行员不幸殉国 。

此后，IJA AS 第三飞行师仅存约200架战机，空中势力勉强足够为IJA前线军人提供空中支援，不再有余力实施针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此后，重庆面对日机轰炸的频率大为减少， IJA AS 仍然偶尔会实施小规模的轰炸，不过目标已转移至重庆周边的军事工业区。

国军档案记录显示，日机最后一次的空袭重庆是在1944年12月19日，换言之，重庆大轰炸的悲剧终告翻篇。

关于重庆大轰炸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相关数据，各种档案记录及文献资料或因时过境迁而有欠周全，其中存在诸如统计数据报送不完整、归档交错繁复等诸多方面所呈现的不确定性（ 注 4 ）。

“六五隧道惨案”

话说当年重庆市的渝中区，为了方便市民躲避日军轰炸之需，以人工开凿了一条简易的防空隧道，主道长度2公里，地下深度10米、宽度和高度各2米，正常情况下可容纳4至5千人在其中避难。防空隧道的出入洞口分布在“十八梯”、“石灰市”及“演武厅”三个地点，内部的通风和照明设备相当落后。

1941年6月5日这一天，夏日炎炎的重庆市中心，刚好雨过天晴。傍晚6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约6千余市民纷纷鱼贯逃入防空隧道。

自傍晚7时起始，日机分三批出动24架次机群飞临重庆上空，每隔一小时轮番密集轰炸，前后长达5个半小时，以致空袭警报于当晚11时半方才解除。

当晚9时左右，隧道内饱受高温和缺氧双重煎熬多时的人群，终于挺不下去开始声嘶力竭哀嚎哭喊，隧道内的照明灯刚好也相继油尽熄灭。

面对死神濒临的避难民众，本能地不顾一切涌向洞口方向推挤。此时日机的轰炸没有稍停的迹象，所以洞口的栅栏仍然紧紧上锁，多番推挤的人群根本无法冲出去。可怜那些邻近洞口前方的人被挤压得动弹不得，后方的绝望人群更是跌撞踩踏乱成一片….

原以为有幸躲过敌机轰炸的数千民众，却何其不幸被同胞无情践踏或死或伤。这起骇人听闻、震惊中外的人间悲剧，史称“六五隧道惨案” （ 注 5 ）。

据悉，事发后重庆报章曾经登载一首以《防空洞》为题的长诗，以悼念这起人间悲剧的死难同胞，部分内容节录如下：

“…..是谁把我们
               从二十世纪的闹市
                       赶到了荒野的岩洞？

我们快要窒息了，
       却连咳都不敢咳，
              只让年轻的母亲
                     暗暗流泪在心底。

宝贝乖巧些吧，
        你别怨妈妈不宠爱你，
               你说是谁，
                     害你哭泣的权利

                           都被剥夺…..”

…………

注 1 ：在没有战斗机的护航下，IJA AS 出动的轰炸机实施空袭，只能草草地在于高空投下炸弹，以致命中率相对偏低。

注 2 ：CAF 出动苏制波里卡波夫（ Polikarpov ）战斗机升空迎战，共击落 7架敌机，两名 CAF 队员却不幸殉国。

注 3 ：彼时的美国尚未放弃“中立政策”。一方面，官方允许民间在“限购自运”的条件下与中方正常贸易，却始终严禁向中国提供军火和武器；一方面，美日之间的商贸往来，却未曾对同类物质加诸任何的限制。根据日本海关1938年和1939年的数据显示，日本军事工业所需的废铁、碎钢、飞机零部件和石油产品，绝大部分都自美国进口（分别占进口总量的 90%、85%，77% 和65% ) 。

注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前后长达 6年又10个月期间，日机针对重庆和周边地区，前后实施共计 268 批次、9513架次的战略性轰炸，直接炸死 1.2万人，炸伤 1.4万人，数万幢房屋被毁，市中心一片废墟。

重庆大轰炸期间多位英勇殉国的 CAF队员包括黄新瑞（ Huang Xinrui / John “Buffalo” Wong）和岑泽流（ Cen Zeliu /Shim Tsak-lai / Sh’en Tse-liu）两名美籍华裔 “王牌飞行员”。

注 5：当年发生惨案的防空隧道遗址，许多年后被加固改建成历史纪念馆，于2021年开放给民众参观。遗址不仅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暴行，也见证了重庆市民直面大轰炸，发挥 “ 屹立不倒、团结一致、愈炸愈强 ” 的抗战精神。

自1998年以来，每年的 6月5日，是为官订的 “ 重庆大轰炸纪念日 ”。每到这一天，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以警惕重庆市民 “ 勿忘历史、珍惜和平 ”。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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