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缅甸 4.07

2025-02-25

滇缅长虹

第四章第七篇

《 远征缅甸 》

文：陈贝尔

1942年2月25日，史迪威和部属抵达印度后，利用短暂的休整期间，多方向英军将领打听缅甸的当前形势，再于3月4日续程飞往重庆。

史迪威抵达重庆后，当即着手成立“驻中、缅、印美国陆军总部” （Headquarter， American Army Forces – China, Burma, and India ，简称 HQ AAF CBI）。

笔者有必要特别提示：此处的“CBI”，其实仅代表中、缅、印三国的英文缩写，与后来于6月中旬在印度正式成立的“中缅印战区”（China-Burma-India Theater）一般所通用的简称 “CBI ”，应有所区别。

3月6日，侵缅日军进攻仰光的前夕，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与他的参谋长史迪威在重庆会面了。自3月6日至11日期间，两人就盟军共同防御缅甸的部署，尤其是中国远征军参战的指挥安排交换了意见。蒋介石针对复杂的盟军指挥框架和微妙的中英关系深为关切，蒋表态说如若英方索要指挥权，远征军众将领必定果断拒绝，他们更乐于接受史迪威的指挥。

3月12日，史迪威晋升美国陆军中将，正式出任“派驻中国、缅甸和印度的美国陆军司令”。

3月19日，蒋介石口头授权史迪威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既然在此之前，罗斯福已任命史出任蒋的参谋长，在这项口头授权之下，意味史迪威其实是以参谋长的身份去指挥远征军。

仰光于1942年3月8日失守后，在驻缅英军司令哈罗德 • 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将军的部署下，英缅联军的主力部队集中在伊洛瓦底江沿岸，组成以卑谬（Prome）为前线的防御西线，由威廉 • 斯林姆（William J. Slim）将军指挥；中国远征军（第5和第6军）的主力部队则集中在锡当河沿岸，组成以东吁（Toungo, 亦称同古）为前线的防御东线，由史迪威指挥。盟军准备在这两处阻击日军部队，防止他们沿东西两线的河谷地带向缅北腹地挺进。

自3月20日起始，防御东线的远征军部队与日军交战。4月19日，孙立人师长指挥新 38 师 113 团，英勇救出一大批遭受日军包围多时而陷入绝境的英缅军民，其中包括7千名军人和诸多战地记者、传教士等5百名平民，此役远征军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轰动一时，史称“仁安羌大捷”（ Battle of Yenangyaung）。

侵缅日军朝曼德勒方向挺进，戴安澜将军率领第五军的主力 200 师在东吁（亦称同古）拦截日军的猛烈攻势，孤军苦守长达12天后，无奈主动突围北撤。

38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却于战斗中为了掩护部队伤员不幸受伤被俘。齐将军因抗拒诱降被日军长期囚禁（三年后在狱中却不幸被汉奸分子刺杀殉国）。

岂料，英缅军却暗中弃战导致防御西线全面溃败。 5月2日，亚历山大将军下令缅英守军全部撤往印度。彼时侵缅日军的先头部队甚至已开抵缅印边境，若非夏季豪雨的及时来临，日军估计会一鼓作气入侵印度。

4月29日腊戍（Lashio）陷落，滇缅公路的南端起点终被日军控制。随后，八莫（Bhamo）、密支那（Myitkyina）等重镇也相继陷落，远征军回国的退路至此已被完全切断。

日军乘胜沿滇缅公路越境入侵怒江西岸的滇西地区，5月3日，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为了阻挡迅猛挺进的日军，横跨怒江的惠通桥于5月5日被守桥部队及时炸毁。尽管此举成功将日军拦阻于怒江西侧，滇缅公路至此终究彻底瘫痪了。

远征军大部队撤往缅北途中，屡遭日军埋伏阻击，空中又有日本飞机频繁低空扫射。敌军穷追于后，回国退路又告断绝。

5月8日，密支那陷落。5月9日夜，第五军军部在“卡萨”召开紧急会议共商对策。杜聿明令96师先夺回密支那，又令孙立人率新38师在卡萨以南，负责阻击日军掩护大军撤退。之后兵分两路向云南腾冲方向撤退，以第五军军部和新22师为一路，新96师和第200师为另一路，分头绕过密支那，再翻越高黎贡山回国。

孙立人认为这个撤退路径无异于死路一条，又不满杜聿明安排新38师垫后是出于不良的动机。于是他拿史迪威的指令当挡箭牌，孙立人决定与大军分道扬镳，率新38师部队径直西去撤往印度。

5月10日，96师师长余韶正忙于准备进攻密支那，又接杜聿明电令停止密支那作战，掉头向孟关进军。

5月15日，96师车队辗转行至孟关的公路尽头。杜聿明电令96师的火炮车辆一律炸毁，部队沿山路返国。

远征军的第五军，在杜聿明军长的错误指挥下，所属的三个师，兵分三路东撤返国：

1. 戴安澜率200师，自密支那穿越丛林，向高黎贡山进发，沿途遭遇日军多次的截击和伏击，戴安澜不幸于5月16日遭日军埋伏腰部中弹重伤，十天后因伤口化脓溃烂而殉国。余部迂回北归，终于6月25日抵达云南的云龙县，全师最后仅余2600余人。

2. 余韶率新96师慌不择路之下，于5月16日退入野人山（注 1 ）。部队先往北前进，后再转向朝东翻越高黎贡山。部队历经千辛万苦方于7月14日陆续走出丛林荒山，在云南的福贡县定边乡宿营，最终于8月17日抵达大理的剑川，全师仅剩2千余人。

3. 杜聿明率第五军军部暨廖耀湘率新22师，大部队弃车炸毁后，也走进了滂沱大雨瘴气弥漫的“野人山”，但路线与96师不一样。士兵携带轻便武器，牵着一些骡马，通往“地狱绝路”，沿途各种装备扔得满地皆是。

按原定计划大军将绕道缅北，经葡萄县（Putuo）越境退返云南。士兵们有抢，有弹药，满以为一路上可以猎杀飞禽猛兽果腹。岂料，但凡大部队所走过的丛林，鸟兽都“远走高飞”了，沿途可吃的东西寥寥无几，反倒是吃人的东西不计其数。

进入野人山的部队，万万没料到竟然会坠入一张恐怖至极的天罗地网，里面遍布毒果、泥沼、山洪、急流、蛇蝎、毒蚊、蚂蟥等等吞噬活人的陷阱。

不久后部队在密林中迷路，兜兜转转陷入了绝境，士兵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后，起初是杀马匹、猎猴子、采野菜果腹，到后来只能以皮带、皮鞋、树皮充饥。历尽地狱般的煎熬，一度更断粮长达八日，导致部属饿死病亡濒临悲惨绝境。

幸好后来被美军侦查飞机发现，得到空投补给的助力后，杜聿明与数千人的余部残军在向导带领下，终于7月25日经新平洋，狼狈抵达印度的利多（Ledo,亦称雷多）。

远征军出师不利，无数官兵不是在战场倒下，而是被敝日遮天的原始森林所吞噬，化作异国荒野上一堆堆的白骨任由豪雨昼夜冲刷，飘荡的孤魂永远回不去家乡。

多年后，杜聿明回忆写道：“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

孙立人将军所率新38师部属最先抵达印度利多，终究逃过一场劫难，全师损失微小。

最后一名走出野人山的第五军士兵，迟至1942年8月才踉踉跄跄抵达利多。根据事后统计，孙立人所率新38师、廖耀湘所率新22师及其他陆陆续续抵达印度的远征军，总人数不足1万人。

另据事后统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出国前共计10万余人，约5.6万余人先后在缅甸牺牲，其中在防御战斗中伤亡两万余人，其他三万余人在各路部队撤退过程中伤亡，估计可能有超过一万人命丧“野人山”。这个数字很难核实，兵慌马乱中掉队的“散兵游卒”的人数根本无法统计。

回溯缅甸防御崩溃的原因，固然可归咎于多方面的因素。毫无疑问，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盟军指挥框架，导致各作战部队之间协调不足，显然是最致命的失败根源。

一方面，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阴影，中、英两国的关系可谓微妙脆弱，相互合作的诚意和信任摇摆不定。英国将领们认为，既然“阿卡迪亚峰会”期间并没有作出任何涉及缅甸防御的决议，所以按英帝国的惯例，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理应归由他们来指挥。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确曾经亲口授权史迪威指挥远征军，然而后者却没有获得相关身份的“关防”（注 2 ）。根据中国军人的传统观念，史迪威下达的指令既然没有盖上关防印章，也就不必严格奉行遵守。换言之，远征军反倒是被人在重庆的蒋介石所遥控。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国没有义务出兵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而战，出动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原本动机，在于保卫滇缅公路和抗战大后方，以便迫切期待中的美援租借物资，得以源源交付至抗战前线。

…………

注 1 ：“野人山”又称“胡康河谷山” 或 “克钦山区”，缅甸语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地理位置在缅甸最北部中、印、缅三国的交界处。山高林密，瘴疠横行，全年高温潮湿，遍布螞蝗毒蚊爬虫猛兽。河流纵横泛滥，雨季山洪冲刷，方圆数百里的原始热带雨林地带，环境极其险恶，当地人将这片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

注 2 ： “关防”是印信的一种，临时派遣的官员一般上所用的长方形、阔边朱文官印称为“关防”；正规职官员所用的正方形官印称为“印”。

注 3 ：穆旦，原名查良铮，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2年响应“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的号召投笔从戎，出任远征军中校翻译官入缅作战。随杜聿明的第5军司令部，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1945年9月，根据翻越野人山的记忆死，创作了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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