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矛盾 4.10

2025-04-06

滇缅长虹

第四章第十一篇

《内部矛盾》

文：陈贝尔

1941年10月27日，美国军事代表团马格鲁德（John L. Magruder）团长首次与蒋介石会面时，后者便主动建议美国委派多位航空军官来华协助 CAF （中国空军）的重建振兴。

马格鲁德的军事代表团，是在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前，因应美国援华租借物资发放协调的需要而组建。马格鲁德的主要职能，在于“协助中国政府按照租借法案的规定，取得相应之国防军事援助，并保证发放的物质得到善用”。

AVG 改编的缘起

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次日，居里（Lauchlin B. Currie，注 1 ）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将 AVG （援华美籍志愿航空队）改编且兼并入美军现役编制，以便派驻缅印方面策应防御战略之需。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 Jr.，注 2 ）随后正式授权马格鲁德处理 AVG 的改编事宜。后者于12月12日发电报邀请陈纳德所指挥的 AVG 回归美军现役编制。然而，电文并未提及 AVG 改编后陈纳德的军阶，也没有明确交代指挥权的归属安排。

1941年12月20日，AVG 在昆明上空首战旗开得胜，随后又在仰光保卫战期间取得不俗的战绩。陈纳德乘机建议马格鲁德向美军高层请求发放增援飞机、人员以及维修零件，以便 AVG 的战斗效率得以持续（ 注 4 ）。

国民政府为 AVG 所提供的一切资金，都存放于中国银行（纽约）的专用帐号。AVG成功组建之后不久，帐号的剩余资金来到1941年9月初已几乎濒临窘罄。

总之，放眼 AVG 的改编，中美两方各有如意的盘算。美方期望以小博大，实现终极报复日本的战略部署。中方则期望向美方争取更多的飞机、人员与物资，为抗战国军拉提空中支援的力度，何况还能摆脱供养 AVG 的财政重担。

AVG 改编过程曲折

中美军事合作的初期，即迎来 AVG 改编的炙手难题，由于各方在战略观点和人事考量上出现重重矛盾，整个改编过程出现意料之外的诸多曲折，导致改编细节的复杂化，各方费时长达数个月的相互沟通、协商、磨合以及妥协。最终所达至的决策确实有欠完美，因而留下影响深刻的后遗症。

概括而言，最大的矛盾在于指挥权归属的争议；其次是美军将领之间的个人积怨纷争；再次是处理 AVG 队员的纪律风潮时有所失误。

AVG 队员的纪律滑坡

话说1942年初，缅甸仰光被入侵日军攻占后，增援 RAF （英国皇家空军）的 AVG 第三中队，只好转移至伊洛瓦底江河谷、地处仰光和曼德勒中位的马圭（Magway）机场执行任务。

3 月 21 日，RAF 与 AVG 联手袭击了仰光机场，摧毁了地面上的多架日军飞机，盟军仅损失一架战斗机，旋即引来日机于次日突袭马圭机场，多架盟军飞机在地面被炸毁。为了免遭更大损失，AVG 转移至缅北的腊戍和云南的雷允。由于缅北防御战连番失利，AVG 终究被迫撤出缅甸。

即便如此，陈纳德仍然试图以雷允为前线基地，让 AVG 继续出击骚扰日军，同时在中缅边境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却未取得显著的实质性成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AVG 飞行员认为他们在缅甸执行的任务，得不到中国方面所承诺的赏金奖励，与其深入缅甸战场冒险，不如留在中国战场博取丰厚的奖酬。

随着中国战事的持续恶化，AVG 队员或因战斗艰辛、水土不服、饮食欠佳等各方面的因素导致身心俱疲，个人心态出现不小的变化，团队纪律开始松懈涣散（ 注 5 ）。

AVG 改编方案的协商

1941年末，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盟军最高统帅后，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开始升温。蒋介石建议美国选派一位高级将领出任中国战区的盟军参谋长。

12月31日，马格鲁德向美国陆军部长正式提出建议，将 AVG 纳入陆军航空队的编制，同步改编成为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简称 23 FG）。马格鲁德竟然毛遂自荐由他本人出任 23 FG 的指挥官。蒋介石直接拒绝了这个改编方案，且力陈务必保留陈纳德的指挥权。总之，蒋介石夫妇已对马格鲁德心生反感。

1942年1月23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致信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通知他即将上任的盟军参谋长的幕僚团队，将会包括一名来自陆军航空部队的高级将领，后者的职责除了指挥驻华美军航空部队之外，还将协助 CAF 的培训兼协调作战行动。

美方最终选定由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出任中国战区的盟军参谋长，史迪威幕僚之一的毕塞尔（Clayton L. Bissell，注 3），被内定为驻华航空部队的指挥人选。

1942年2月5日，宋子文向蒋介石秘密通报，指出美国军方高层和史迪威已达至共识，有朝一日美国终将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性轰炸，前提是美国航空部队必将由中国的航空基地出征，因此，战略雄才和资深参谋毕塞尔才被选定来华担当此重任。相较而言，陈纳德纵然拥有不赖的航空战术经验，尚未具备足够份量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宋子文还特别强调，毕塞尔在美军高层圈子备受敬重，大可善用他的人脉向美国争取航空增援。

简言之，中方出于对陈纳德的高度信任，拒绝了马格鲁德包揽指挥权的一厢情愿；却又为了获得美方更多的航空援助，最终同意由毕塞尔出任驻华航空部队的指挥。

陈纳德未能接受如此的安排，声称取消他的指挥权对各方均不利，他还放出狠话以考虑辞职为要胁。

美军将领之间的个人积怨

话说1926至1931年间，毕塞尔曾经担任空军战术学校（Air Corps Tactical School at Langley Field）的教官。期间，陈纳德也在该校任教。由于彼此对轰炸机战术的观点和立场截然不同，往往为此争论不休，后来演变成一对冤家死对头。

毕塞尔始终认为，伴随军事航空科技的大跃进，新一代先进轰炸机的飞行速度已很难被战斗机所拦截。陈纳德反而认为，轰炸机肯定还需要战斗机的护航，也不应低估战斗机对先进轰炸机的攻击效能。

其实，彼时美国陆军航空部队高层，正谋划调集更多预算资金投入先进轰炸机的研发项目，放出厚此薄彼的观点倾斜有利于造势。伴随战斗机的战术训练项目被叫停，陈纳德眼看自己被边缘化，无奈之下也就主动提前退伍，离职时的军阶仅是上尉，心中的委屈和遗憾始终无法释怀。

此外，哥儿俩彼此的行事风格也大不相同：陈纳德有偏执狂的强烈倾向，处事唯我独尊，特立独行；毕塞尔却一派官僚作风，对上级唯命是从。

最终方案的敲定

1942年3月史迪威抵达重庆，正式出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盟军参谋长后，首次与蒋介石夫妇会晤时，史迪威当面建议将毕塞尔先于陈纳德晋升为陆军准将，两人的晋升生效日期仅差一天，以此显示两者在资历上稍有差别。

诚如俗语所言，冤家狭路相逢分外眼红。毕塞尔再度成为陈纳德的顶头上司，后者强烈的自尊心已受到伤害；史迪威居然还在伤口上撒盐，刻意搞了小动作，将两人的晋升日期间隔一天。陈纳德怀恨在心，自此之后经常与史迪威对着干。

1942年4月1日，蒋介石夫妇再次与史迪威、陈纳德、马格鲁德共同讨论 AVG 的改编方案。几经多番商讨后，美方承诺以提供更多飞机和飞行员为前提，建议将 AVG 改编后的 23 FG，纳入即将成立的驻华航空特遣队（China Air Task Force，简称 CATF ），由陈纳德出任指挥官，但 CATF 归属 10 AF 编制下辖，最终促成改编方案的敲定。

陈纳德桀骜不驯的个性，让史迪威很不耐烦。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和陆军航空部队总司令阿诺德（Henry H. Arnold）等人也对陈纳德失去信任。

蒋介石又对陈纳德过份依重和偏爱，不惜对美方的人事决策有所抵触，让史迪威和美军高层也对蒋介石颇有微词，更对陈纳德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萌生质疑。

AVG 集体消极抵制

打从筹建之初，AVG 就与陈纳德密不可分。陈纳德也依托 AVG 的战功，一举成为名声远扬、备受敬重、举足轻重的“飞虎将军”。

当 AVG 队员终于获悉即将改编的信息时，其实并不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误以为陈纳德仅关注自身前途，却妄顾队员群体的利益。一时间，军心严重动摇，群起争取妥善的安排。

遗憾的是，官僚作风的毕塞尔一再恫言，任何队员如果不愿意接受改编而离队的话，一旦返回美国很可能被降级安插进入陆军步兵团。如此硬生生的处理方式，旋即引发 AVG 队员集体的强烈反弹，纷纷消极抵制改编的安排。最终仅有5名飞行员和27名地勤技师接受改编加入 23 FG （ 注 6 ）。

留下诸多后遗症

纵观 AVG 改编的整个过程，前后费时长达7个多月，期间中美双方高层的磨合互动、美军将领之间的积怨摩擦，不仅造成改编过程的一波三折，也影响了中美军事合作的后续走向，更埋下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诸多后续矛盾的伏笔。

1942年8 月，毕塞尔出任 10 AF 的指挥官。任职期间，由于陈纳德一再投诉毕塞尔未能兑现提供更多飞机、飞行员、零备件以及油气补给的承诺。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困扰，1943年8月，史迪威决定将毕塞尔撤走返国。

陈纳德与史迪威之间，也是屡次就作战计划和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发生大大小小的歧见和摩擦。两人的矛盾持续扩散，乃至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和深刻矛盾，最终导致罗斯福介入，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史迪威于1944年10月奉召回国。

陈纳德也迫于马歇尔施加的压力，选择于1945年7月离开中国他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广播。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舰 “密苏里” 号上正式签署降书。9月9日，南京也举行侵华日军的受降仪式。

………………

注 1 ：居里时任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和经济顾问，曾积极协助 AVG 的初期组建。1941年2月和1942年7、8月，又曾两度以总统私人特使的身份，来到中国主导援华相关事项的调研、调停皖南事变以及调解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注 2 ：马歇尔于1924年夏到1927年春末，曾经在美军驻中国天津第15步兵团任主任参谋（Executive Officer，15th Infantry Regiment ），期间进修基础汉语。1938年出任陆军部副部长。1939年9月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

注 3 ：1934年10月，毕塞尔被派驻夏威夷的斯科菲尔德兵营（Schofield Barracks），担任第 18 战斗机大队的情报作战官，后于1937年10月成为指挥官。1939年7月，他又出任陆军部总参谋部作战计划司的官员，续任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任史迪威幕僚。

注 4 ： 虽说 AVG 的 “P-40” 型战斗机群是由国府出资采购入口，可是维修的零件、弹药与油气，还需自美国持续进口，然而太平洋战事造成补给难度陡增。将 AVG 改编纳入美军现役编制，乃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注 5 ：按照陈纳德的说法，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已有12名飞行员及6名地勤技师被开除；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再有10名飞行员和37名地勤技师被开除，主要原由的这批队员临阵竟然避战。

注 6 ：根据资料显示，AVG 被解散时共有 220名成员，其中187人选择自行返国，不过后来再度回归美军现役编制，其中一些前队员又陆续回到亚洲，重新投入 CBI 的空运或其他方面的战斗任务。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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