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航空队 5.04

2025-05-31

滇缅长虹

第五章第四篇

《第十四航空队》

文：陈贝尔

话说1942年8月14日，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总司令阿诺德（Henry H. Arnold），于中国空军节之际致信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表扬驻华航空特遣队（China Air Task Force，简称 “CATF”）在他不凡的指挥下，所取得的不俗战绩。

然而，自1942年12月1日起始，CATF 仅有的几架 B-25 中型轰炸机，由于油气的匮乏，几乎被迫“躺平”在机场跑道。战斗机群也不得不从桂林、零陵和衡阳等东部前线机场基地，后撤至西部的昆明总部基地。总之，CATF 正面临挣扎图存的关键一战。

中国战区空军配置计划

彼时，陈纳德刚刚拟订了《中国战区空军配置计划》，就 CATF 与中国空军（简称 “CAF” ）在作战范围和战机配置等方面作出全面的规划。陈纳德的计划主要概括以下几个方面:
　
CATF 与 CAF 为了联合重夺中国战区的制空权，而且为抗战国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的援华项目，应优先在中国战区配置500架战机，其中的200架战斗机和100架中型轰炸机配置给予 CATF；其他的150架战斗机和50架中型轰炸机配置给予 CAF （注 1 ）。

CATF 的作战范围，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地区。作战任务主要是为中国陆军提供空中支援和为驼峰航线空运的东部终端机场提供护卫。此外，也为陪都重庆提供必要的空防。

CAF 的作战范围，则主要在长江以北的地区，作战任务主要是为国军提供支援，也为成都机场基地提供护卫。

陈纳德要求这批五百架战机，应于1942年11月初至12月15日期间送达，又要求之后的每一个月持续提供以下物资：75架崭新的飞机；约相当于130架飞机的维修零部件配套；三千吨作战物资的损耗添补。

总之，陈纳德的《中国战区空军配置计划》，后来成为中美盟军重夺中国战区制空权的作战指南。

彼时，陈纳德还酝酿另一个雄心勃勃的构想。他认为仅需依靠足够强大的空中力量，持续对侵华日军加大施压，最终必将迫使日本帝国屈服投降。

1942年10月初，陈纳德通过来华考察的威尔基（ Lewis W. Willkie ，注 2 ）致信罗斯福总统。他在信中强调指出，抗战国军的连番受挫失利，主要归咎于空中支援力量过于单薄。若是美国不加紧提供更多的援华飞机，中国恐怕难逃分崩离析的终极命运。因此，他请求罗斯福支持 CATF 壮大实力，以便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针对日本帝国本土实施战略轰炸。

陈纳德所提出的空中致胜构想，一方面恰恰迎合蒋介石的抗战总方针；另一方面，如果驻华美军专注于空中作战，而非中缅印战区（China-Burma-India Theater，简称 “CBI”）美军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所主张的国军部队交由美军整顿和指挥，也就意味蒋介石对国军的牢控将不会任由美方有所削弱。更何况，若是能获得更多的援华战机以重建 CAF，简直太贴合蒋介石的心愿了。

1943年1月终于等来阿诺德的表态，他声称在驼峰航线提升空运吨量的前提下，确实应该增派一个中型轰炸机中队助力 CATF 作战。

都说“计划往往没有变化快”，战争年代更是如此。不久后，CATF 意外迎来了华丽转身的机缘。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部队

1943年3月10日，罗斯福下达总统特别命令，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部队（ US Army 14th Air Force，简称 “14 AF” ）在云南昆明宣告成立。同时宣布，陈纳德晋升少将并出任 14 AF 的司令。3月19日 CATF 正式解散，随后整体并入了 14 AF。

14 AF 的作战任务涵盖诸多方面：诸如为国军提供空中支援；攻击日占机场、军事设施、内陆江河及岸外的海运船艇等目标；为驼峰空运航线的东端机场提供防御；针对越、缅、泰及台湾地区的日军目标实施轰炸等。

此后，14 AF 的作战范围，北起黄河流域和济南、南至印支和北部湾；西起成都和滇缅、东至粤广和台湾。14 AF 的战斗机或轰炸机，在中国的晦暗天空纵横穿梭，持续展开一系列堪称高效的攻势。

然而，第 14 AF 的作战效能，始终受制于驼峰航线的空运吨量，燃料短缺的困扰多番影响了作战行动。更遗憾的是，陈纳德与 CBI 战区的美军司令史迪威两人在诸如作战计划、指挥权限和资源分配等问题上，屡次发生针锋相对的争执。

B-24 重型轰炸机来华

14 AF 成立之初，“第308重型轰炸机大队”（ 308th Bombardment-H Group, 简称 “308 BG ” ）于三月份自印度飞抵昆明，陈纳德终于盼来了首批的 “B-24 ” （亦称 “Liberator – 解放者” 式）重型轰炸机，加入 CATF 原有的一个中型轰炸机中队、四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照相侦察支队，组拼成 14 AF 最初期的战力。

B-24 重型轰炸机的到来，得以让 14 AF 于1943年5月起始，针对穿行于印支北部湾、台湾海峡以及华南内陆江河的日本运输船艇实施轰炸。鉴于日军后勤补给线频频遭受 14 AF 的有效牵制，导致日军向内陆纵深渗透的总体攻势不得不有所顾忌而收敛。

然而，B-24 却必需自行携带航空汽油和重型炸弹等物资，经由多次往返飞越驼峰航线，才得以逐步积累后续作战所需的物资储备。

三叉戟（ TRIDENT）会议

1943年4月底，陈纳德与史迪威奉命返回美国，参加于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 TRIDENT）会议。

陈纳德在会中力陈，中美盟军仅需凭借500架战机的实力，就足以重创侵华日军的航空部队和内陆江河的运输船队。

陈纳德预见，中美盟军将于 1943年8月重夺中国战区的制空权，继而更进一步针对日本远洋运输船舰发动攻击。 B-24 亦可针对日占台湾、华东沦陷区、乃至日本帝国本土实施战略性轰炸。如此一来，他大胆预测太平洋战争可望于六个月内终结。

不出所料，陈纳德的论点遭到史迪威等人的激烈反驳。反对意见认为，在盟军尚未重夺滇缅公路并确保运输畅通之前，根本无法保障中国战区各地机场基地的后勤补给。如果过早地针对日军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攻击，必将引发日军的剧烈反弹，届时装备落后且又训练不足的国军，不可能为各处的前线机场提供有效的防御。如此一来，针对日本本土实施终极轰炸的战略部署，大概率必将胎死腹中。

尽管陈纳德的计划得到诸如居里（Lauchlin B. Currie，罗斯福的经济顾问）等人的支持，却遭到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 Jr.）和国防部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所否决。

1944年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于1943年7月12日致电罗斯福，建议将陈纳德提升为中国战区盟军航空部队的参谋长。然而，罗斯福却折中应对，仅同意让陈纳德出任中国空军的参谋长。

后来，14 AF 在罗斯福的持续支持下，毕竟得以摆脱美陆军第十航空部队（US Army 10th Air Firce，简称 “10 AF” ）的遥控箝制，成为美国陆军编制序列中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作战部队。

然而，一方面由于增援部队的姗姗来迟，一方面驼峰空运交付的后勤物资吨位未能达标，再加上反常的恶劣天气和日军的强劲反弹，来到1943年的秋季，14 AF 的实际作战进度未达预期。眼看重夺制空权的机会即将闪失错过，陈纳德感到十分沮丧。

四方（QUADRANT）会议

1943年8月在加拿大召开的四方会议（ QUADRANT or First Quebec Conference）上，蒙巴顿、史迪威和蒋介石等人针对中国被日军封锁的困局，应如何取得突破性的方案反复进行了的沙盘演算。

陈纳德在会中呈交了 14 AF 的1944年度作战计划。他再度强调 14 AF 需要增援壮大。换言之，14 AF 应具备六个战斗机中队、两个中型战斗机中队和三个重型战斗机中队的综合战力。

陈纳德建议以东经108度子午线为界，将中国战区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他根据两个地区之间天气变化的差异性，相应调整了作战步骤。简言之，正月至六月期间，西部地区的天气一般良好，7月起始天气逐渐恶化。东部地区恰好相反，7月至12月期间的天气通常都晴朗。因此，14 AF 的作战行动，上半年将偏重于西部地区：一方面为缅北和滇西作战的国军提供空中支援，一方面为驼峰空运航线的东端基地提供防御；下半年则偏重于东部地区：一方面攻击日占区的军事目标，一方面密集轰炸日占机场、海港、内陆江河以及沿海的水运船艇。

他也就 14 AF 所需的后勤物资供应，列出详细的统计数据。1944年上半年，东、西部两个地区每个月的航空汽油消耗量合计约需8千至9千吨之间。鉴于东部地区必须提前累计储备2万吨的后勤物资，他因此要求驼峰航线每个月的空运总量中，必需确保 14 AF 获得不少于一万两千吨量的配额。

另外，陈纳德也提交了自昆明至桂林路段的交通瓶颈改善计划，为此要求驼峰空运于1944年正月份，先行运送四千吨量的工程物资，其后每个月还需运送五百吨量的补给物资。

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注 3 ）却指称，陈纳德低估了 14 AF 所需的吨量，他认为 14 AF 实际所需的吨量，鉴于现实条件下三方面的局限，根本无法达成：其一是当前驻印度的航空运输司令（Air Transport Command，简称 “ATC ”）的资源局限；其二是印度阿萨姆地区的陆路运输局限；其三是驼峰空运的吨量局限，

因此，14 AF 在中国战场大规模开展空中攻势的时机，终究取决于何时能够打通一条联结中国的陆路运输线，而不应奢望驼峰空运吨量的大幅度提升，因为空中运输线始终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

魏德迈还透露了一个机密的关键信息：美国陆军总部已准备调遣最先进的超远程（Very Long Range，简称 “VLR”）轰炸机和战斗机来华参战，不过，这批新型的战机序列的指挥权，将直接归属华盛顿的陆军总部。简言之，VLR 计划将凌驾于 14 AF ，获得驼峰空运吨量分配的首要优先权。此外，他还明确表示，VLR 计划将会取代 14 AF，最终落实针对日本本土的战略性轰炸。

总之，陈纳德在会上所提出的 1944年度计划的诸多项目，最终只有“昆明 – 桂林”补给线（具体是“曲靖至独山”路段瓶颈）的交通改善项目（Eastern Communication Line, 简称 “ELOC”）获得了通过。

根据 VLR 计划下，最新型的 B-29 超远程轰炸机（另称“超级空中堡垒”）将被部署在印度的机场基地，然而却又必须仰赖成都地区机场的扩建，作为中转休整的“前方基地”。

如此一来，尽管 B-29 将自行携带重型炸弹和航空汽油，可是为之护航的战斗机群，无疑将会与 14 AF 争夺驼峰航线的空运吨量分配，也就意味 14 AF 长期以来所面对的补给难题，反而将会倍加复杂化。此外，14 AF 原本单薄的战力，也将被迫分散调往成都，为 B-29 新建机场的防御效力。

毫无疑问，陈纳德一厢情愿期待由 14 AF 落实轰炸日本本土的终极任务，已然被美军高层所明确否决了。陈纳德拟就的宏图大计转眼旋即落空，怎不令他不由感叹“情何以堪” ？

不难看出，美国军政高层援华抗战的关键战略考量，之前的说词是为了牵制百万日军于中国，以免外溢扩大侵犯邻邦诸地；如今已悄然切换至利用中国机场的地理优势，充当针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性轰炸的跳板。

中美混合联队（CACW）

陈纳德只好退而求其次，他着手让 14 AF 牵头在印度组建和运营一个战术训练基地。

话说1943年2月，USA AF 总司令阿诺德（Henry H. Arnold）访问中国期间，他与蒋介石和陈纳德会谈时答应向中国提供更多飞机，也同意陈纳德的建议，由中、美飞行员共同组建战斗机和轰炸机大队。该项目以“莲花”为代号，由戴维森（Howard Davidson）负责组建任务。

始于1943年6月，CAF 陆续派遣骨干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到英属印度卡拉奇的马里尔基地，接受新锐机型 P-40N 战斗机和 B-25 中型轰炸机的作战术培训。由美方教官负责指导 CAF 学员。

1943年7月31日，中美混合联队（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简称 “CACW”）正式成立。CACW 的编制按 CAF 的战斗系列，不过暂时移编 14 AF（注 4 ）。CACW 的指挥总部隶属 14 AF 下辖，由莫尔斯（Winslow C. Morse ）出任联队指挥官。伴随 CACW 的成立，陈纳德已俨然成为中国战区诸多航空部队的司令将官。

CACW 下辖三个大队的机组人员由中美双方人员共同参与，大队的指挥官和下辖中队的队长由美方教官担任，中方军官则担任副官。中方人员一部分来自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一部分来自亚利桑那州陆克基地或昆明航校的新手（注 5 ）。

首批 1 BG 和 3 FG 的种子中队（即 2 BS、28 FS 和 32 FS ）于1943年10月15日抵达中国。伴随 CACW 的三个种子中队而来的18架 P-40N 和33架 B-25旋即投入战斗。1BG 驻扎在羊街机场，3 FG 则驻扎在沾益机场，一个月后则迁往桂林机场。CACW 的指挥总部稍后也于1944年1月迁至桂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各中队编制陆续完成为期6周的战术培训，于1944年5月全员修毕结业。

第68和第69混合联队

1943年9月中旬，为了更好地组织中美盟军的协作，陈纳德着手将中国战区的航空部队归入统一的管理。盟军前线指挥总部于11月5日在桂林成立，下辖 CACW 的 1 BG、3 FG 、5 FG 以及 14 AF 的 16 FS。

1943年末，同盟国在欧洲战区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就意味此后盟军总部得以由欧洲抽调更多作战资源转移至东亚，以集中全力打击日本军国主义了。

陈纳德再次雄心勃勃地改组了 14 AF。1943年12月23日，中美盟军第68混合联队和第69混合联队（分别简称 “68 CW” 和 “69 CW”）启动。前者由文森特（Clinton D. Vincent）指挥，主要在中国东部抗战前线作战。后者由肯尼迪（John C. Kennedy）指挥，主要在中国西南部抗战后方作战。CACW 也被编入 68 CW 。

14 AF 的赫赫战功

自1943年至1945年的抗战后期，14 AF 在中国战区和 CBI 战区，先后大力支援了以下列举的几场大型抗日会战：

• 鄂西会战：1943年5月至6月。
•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至12月。
（详情请参阅第三章第九篇《抗战后期》一文内容。）

• 豫中会战：1944年4月。
• 长衡会战：1944年5至8月。
即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至6月。
衡阳保卫战：1944年6至8月。
• 桂柳会战：1944年11至12月。

以上三场会战总称“豫湘桂会战”（详情请参阅第三章第十篇《一号作战》一文内容。）

• 豫西鄂北会战：1945年3至5月。
• 湘西会战：1945年4至6月。
• 桂柳反攻战役：1945年4至8月。
（详情请参阅第三章第十一篇《战略反攻》一文内容。）

此外，14 AF 还投入滇西缅北的反攻战役：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详情有待后续篇章叙述。

为了避免本文的篇幅过长，关于 14 AF 作战的全记录，笔者略举其中概要另外收纳于第五章的后续文章内容。有兴趣的读者敬请留意，不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略过就是。

战功总结

纵然持续面对后勤物资短缺的困扰，14 AF 的战机总量，仍然从1943年初不及 200 架，猛增至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的 700 多架。

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数据显示，14 AF 在两年多的作战期间，总共摧毁了 2,315 架敌机、356 座桥梁、击沉日舰船艇441艘、破坏1,225 辆火车机车和 712 个货运车厢，严重影响了日占平汉线和津浦线的运行。14 AF 为此巨大的战绩所付出的代价，总共的损失仅约500架飞机。

14 AF 先后投入大规模的抗日会战，确确实实为抗战中国立下了赫赫的战功。不妨说，活跃于中国战区的 14 AF，与活跃于 CBI 战区的 10 AF，成为美军在亚洲大陆参战的两张高光名片而永载史册。

…………

注 1 ：配置给予 CATF 的 300架战机，由美军指挥官依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编制成立以下建制：两个战斗机大队，下辖8个中队（各拥有25架战斗机）；三个中型轰炸机大队，下辖9个中队(各拥有10架轰炸机）。分别驻扎于东部地区诸如桂林、衡阳、重庆等机场和西部地区诸如昆明、云南驿等机场。

配置给予 CAF 的 200架飞机，则按照中国空军编制成立以下建制：三个战斗机大队，下辖12个中队（各拥有12架战斗机)；两个中型轰炸机大队，下辖5个中队（各拥有10架轰炸机）。主要驻扎于兰州地区和汉中地区的机场基地。

注 2 ：194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威尔基曾代表共和党，与代表民主党的罗斯福竞选，却终告挑战失败，罗斯褔第三次当选总统。竞选失败后，他受委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世界各国，期间于1942年9月底至10月初到访中国。

注 3 ：魏德迈于1943年出任东南亚盟军总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简称 “SEAC”）的参谋长，从旁协助东南亚盟军统帅蒙巴顿（ Lord Louis Mountbatten ）。

1944年10月18日史迪威被罗斯福总统免职后，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并兼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

注 4 ：按陈纳德的规划，CACW 由一个中型轰炸机大队和两个战斗机大队所组成：

• 第 1 轰炸大队（ 1 BG ）由四个中队（ 1 BS、2 BS、3 BS 和 4 BS ）所组成；
• 第 3 战斗机大队（ 3 FG ）由四个中队（ 7 FS、8 FS、28 FS、32 FS ）所组成；
• 第 5 战斗机大队（ 5 FGB）由四个中队（ 17 FS、26 FS、27 FS 和 29 FS ）所组成。

注 5 ：始于1942年10月，CAF 已派遣学员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路克空军基地（Luke Air Force Base），接受美军的标准飞行培训，完成培训的合格新手飞行员，回国前再去往印度马里尔机场接受进阶的战术培训。

CAF 先后派遣总计1242名学员到美国接受培训，最终仅384名优秀学员成功毕业。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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