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 赤子义愤 101.04

号外赤子义愤 101.04

2025-08-13

滇缅长虹

号外第04篇

《赤子义愤》

文：陈贝尔

1938年10月10日，南洋45个埠的168名华侨代表，为了支援中国军民奋勇卫国的抗日战争，在新加坡举行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被推举出任主席。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西南运输处”，负责战时军事物资的运输和管理。然而当年国内的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的熟练机工奇缺，伴随滇缅公路的修筑工程，于1937年12月启动，1938年8月31日完工通车（注 1 ），急需大量的机工投入物资运输车队。

西南运输处一方面在国内招募青年学员紧急培训；一方面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帮助招募南洋的机工赴华为抗战服务。

1939年2月7日，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发出了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驾机人员回国服务》，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办理是要”。

陈嘉庚的号召获得各地华社热烈响应，华侨青年踊跃报名。第一批80名的南侨机工，于1939年2月28日由新加坡启程前往云南昆明，号称“八十先锋”。

1939年2月至9月，“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 “Nanyang Volunteers”）前后分九批由新加坡出发前往云南昆明，总人数约3200。先前的几批主要是汽车技术工人，随后的几批则以学生或其他行业的青年占多数。西南运输处另外还在国内招收了2000余名驾驶学员接受培训。

南侨机工陆续抵达昆明后，前往西南运输处设在潘家湾的整训班报到。接受了三个月的汽车理论和军事训练之后，多数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的运输车队服务，少数被分配到军委会后勤部、辎汽车团及国际红十字会等单位服务。

此后，但凡来自南洋志愿援华抗战的汽车司机和修理机工，一律以“南侨机工”统称之。这是一个抗战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并没有扛枪上前线与敌人正面拼搏，而是在抗战大后方的运输战线上紧握卡车的方向盘昼夜奋战。

西南运输处以宋子良（宋子良之弟）为主任，副主任则是陈体诚。总处设在昆明市郊外八公里处之黑林铺，也在国内的重庆、贵阳、泸州，国外的香港、海防、仰光等地设立分处。车队的运输路线遍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七省，尤以滇缅公路为重，堪称抗战大后方的军事运输主力（注 2 ）。西南运输处后来改称“中缅运输总局”，改由俞飞鹏出任局长，副局长还是陈体诚。

西南运输处的汽车运输队共有17个大队，每个大队分配200余辆车，各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有的还配备一个候补队。南侨机工与国内司机混合编队，第11、12、13、14四个大队，则为南洋机工的专属编队，分别以昆明、下关、保山、龙陵、遮放、畹町为营运基地。

西南运输处车队的主要任务是运输军事物资（注 3 ），一方面负责由缅甸腊戌运进诸如机械设备、航空油气，汽车机油、武器弹药、通信器材等军需物资以及诸如医药器材等民用物资；一方面又负责反向运输桐油、钨、锑、锡、猪毛等作为偿还国际贷款的出口物资。

西南运输处后来又以海外华侨捐献的300辆汽车组建了“华侨先锋队”，最先组建了第1和第2两个大队，再后又以王亚能（原名 Dara Singh，霹雳州太平印裔人）为队长组成第3大队。

华侨先锋队的任务则是以运输钞票为主，当年国币钞票全部委托美国代为印刷，经由空运至仰光后，再经由卡车陆路运往昆明或重庆。

在中缅公路行驶之汽车，除西南运输处车队之外，尚有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杜聿明部属）的辎汽兵团；此外还有诸如空军后勤部、兵工署运输处、资源委员会、中茶公司、国际红十字会、西南各省地方军政部门以及走私集团的货运车队。

自1939年至1942年5月，滇缅公路沿线可谓一片繁忙景象，共约3000辆各类型号的运输卡车，日夜奔驰来回穿梭。南侨机工的运输车队，拥有1100余辆进口的“道奇”、“雪佛兰”、“捷姆”等型号的卡车，几占滇缅公路沿线各类型卡车的三分之一，堪称滇缅公路上的骨干运输车队。

滇缅公路沿线都是弯道陡坡，车队缓缓而行且又拥堵不堪，正常情况下，单程行车一般费时七或八天，一旦路遇交通事故，难免会延长至十余天。由于运输任务繁重紧张，沿路车辆争相赶路，行车交会时频频发生事故，各不相让之下，很容易导致口角争执甚至暴力殴斗。

血性赤子

南侨机工的薪水及制服是由新加坡筹赈总会在国外统筹，再交由西南运输处分发供给。驾驶员每月36元，队长每月42元；国外采购的优质制服，竟然被西南运输处的部分贪官用国产劣质制服替换分发，毛毯、蚊帐、药品等物被扣押的劣行亦时有发生。目睹贪腐行径盛行，又看不惯等级分明繁文缛节的官僚处事作风，南侨机工无不愤愤不平。

南侨机工的日常生活单调，语言及生活习惯与当地现实格格不入，加上思乡情切心情难免浮躁。尽管平日作风散漫，工作态度却很认真。然而，工作上和生活上遭遇的各种难题，几经投诉后却未见管理层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由于语言隔阂沟通不良，行事作风又很难协调，导致教官群体与机工群体之间发生诸多误会和摩擦。西南运输处管理层却偏偏安排技术外行的教官和队长，去监督技术内行的机工，导致相互敌视，隔阂的鸿沟持续扩大，双方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

管理高层也认定南侨机工群体“桀傲不训，分子复杂”。以龚学遂所著的《中国战时交通史》一书为例，笔者搜遍该书436页的内容，几乎完全看不到南侨机工的印记。

有一次，某个机工与某个教官爆发肢体冲突，其他机工闻声纷纷拿起铁棍赶往相救，双方大打出手触发后续一场激烈的反歧视抗争。当局除了逮捕两位机工之外，还出动带枪的宪兵在宿舍门口站岗，严禁机工自由出入。

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也由于语言交流的隔阂，屡次发生纠纷积怨日深。某日，陆军分校的一群学员与一群南侨机工打群架，当局紧急出动宪兵镇压，混乱冲突中有机工夺过一枪支并开火还击，酿成严重的流血后果，此次暴力冲突被称为“云津市场”事件。事后，南侨机工暗中向缅甸方面购买手枪自卫。

义愤填膺

西南运输处车队的任务主要是运送国际援华的抗战物资，行车方向是自缅甸腊戌北上云南昆明，而第五军的辎汽兵团车队，则是行车南下赶着为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运送补给和兵员。满载负重北上和南下的两支车队，行车方向正好相反，因此频繁发生交通事故。

即便行车方向相同，辎汽兵团车队的司机也经常杖势欺人。有者若遇前车不肯避让，竟敢任性开枪射击前车的后轮逼其抛锚；即便硬生生超车后，却还故意以斜行切道方式逼其驶入路旁边沟，恶意造成人为的意外事故。

南侨机工与第五军辎汽兵团之间的摩擦不断恶化，尤以“大板桥”一案堪称最为严重。有次南侨机工车队与辎汽兵团车队，双方在功果桥会车时发生争执。辎汽兵团倚仗人多势强，持枪动手打人，机工队长出面理论，竟被捆绑殴打致伤。驻扎于保山的机工队友闻讯怒不可遏，群起于城外拦截对方车队，一拥而上后竟然将辎汽兵团的营长痛殴致死。两支车队从此结下了深仇大恨。

滇缅公路的各类意外事故频发，沿线的急救设施却不到位。万一途中遭遇事故，南侨机工无奈之下被迫忍受三两个日夜的饥寒交迫和毒蚊肆虐。根据档案记录，前前后后死于恶性疟疾的南侨机工超过百人。

南侨机工忍无可忍之下，通过各种途径向南侨总会投诉，事态的恶化也引起南洋父老乡亲的密切关注，形成社会舆论的后续扩散和巨大压力。

南侨总会派人实地调查后，揭露令人震惊的实情：“所经各站设备极其简陋，所遇各华侨司机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多泪，目不忍睹。”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最终惊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于1940年3月，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慰劳团”）启程途经缅甸赴华，随行的尚有秘书李铁民、团员侯西反和庄明理等人。此行一方面是代表海外华侨向抗日将士及南侨机工表达慰问，一方面是为了实地了解国内抗战情况。慰问团到访昆明时，南侨机工推出蔡汉良等三名代表、先后两次以闽南语当面向陈嘉庚和慰问团汇报陈情，如实反映了机工所面对的种种恶劣困境。

1940年3月至7月期间，慰问团行走多省各地深入考察抗战中国的实况。目睹了昆明、重庆等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乱象，相较于延安所见的“质朴活泼，生机盎然”的景象，怦然心动之下，陈嘉庚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观点，尔后毛泽东也欣然为他冠上“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光环（请参阅第二章第八篇《百年沧桑》一文）。

陈嘉庚毕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南洋侨领，虽然仅是他个人立场的转向，却在南洋华社引发广泛且又深远的影响，也于许多年后，间接促成南侨机工援华抗战的历史意义，被“爱国主义”的渲染所捆绑。

……….

注 1 ：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北起云南（滇）的昆明，南至缅甸（缅）的腊戌。国内段自昆明至畹町，长约959公里。从1938年8月31日通车至1942年5月3日彻底瘫痪为止，滇缅公路是中国唯一仅存的战时国际陆路通道。不过，自畹町至腊戌的国外段，1940年后才正式竣工。
1940年7月至10月期间，滇缅公路曾被英缅当局关闭3个月。1942年4月缅甸腊戌被日军占领，5月3日横跨怒江的惠通桥被中国守军炸毁，滇缅公路至此彻底瘫痪。

注 2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共计1.6万吨的抗战物资，一部分转移越南的海防，一部分转移缅甸的仰光。海防于1940年6月被日军占领，滇越铁路（海防至昆明）的运输被迫终止，国内段铁轨部分被拆。此后，由外国进口的抗战物资仅靠1938年9月开通的滇缅公路运入国境。美国援华的首批物资于1941年7月运抵仰光。

西南运输处所经手的进口抗战物资总计约35万吨，其中油气类占约三分之一，军火仅约7万吨。

注 3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由兵工署组织兵工原料厂内迁，在四川各地建成兵工原料生产基地，以军用钢材和火药作为生产重点。然而，兵工原料厂的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兵工产量所需。因此，兵工署仍需从国外进口大量原料来维持兵工生产。

据兵工署1940年的统计，每年必须由国外进口7万吨以上的兵工原料，才足以应付全面兵工生产所需。实际上当年每月的进口量仅约一千吨而已，而且国内运输过程费时长达半年以上。

美国在《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于1941年3月启动援华物资的出口，兵工原料也包括其中。

1941年5月中国国防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 Inc.）在美国成立，由宋子文担任董事长，根据国内兵工生产需求申购大量兵工原料，其中包括8千7百余吨的火药。至同年11月底，美国共运出1.3万吨的兵工原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大援华力度，截至1942年4月缅甸失守为止，又增运1.18万吨兵工原料，一年间供应总量达2.5万吨，约占美国援华物资总量的22%。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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