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航空队 6.01

2026-05-06

滇缅长虹
— 消失的史迪威公路

第六章第一篇

《第十航空队》

文：陈贝尔

话说当年派驻中缅印战区（China-Burma-India Theater，简称 “CBIT”）援华抗战的美军航空部队，主要分别隶属于以下四支骨干部队：

• 第十四航空部队（14th Air Force，简称 “14 AF”）；
• 第十航空部队（10th Air Force，简称 “10 AF”）；
• 航空货运部队司令部（Air Transport Command，简称 “ATC”）；
• 第二十航空队（20th Air Force，简称 “20 AF / XX AF”）。

飞虎队称号的众说纷纭

这四支援华美军航空部队，在抗战中国的晦暗天空翱翔作战，大大提振了全国官民的抗战意志。陈纳德与“飞虎队”的传奇故事，在抗战年代更是脍炙人口而英名远扬。

现如今，“飞虎队”仍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光荣称号或图腾。然而，长久以来，诸多中文新闻媒介和自媒体，对“飞虎队” 这个称号的界定却众说纷纭。有者用之泛指所有在 CBIT 参战的美军航空人员，有者却用之特指 14 AF。（详情请参阅第五章第一篇《航空特遣队》一文内容。）

毋庸置疑，全称为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 （China Air Forc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亦称 American Volunteers Group，简称 “AVG”），绝对是最早被云南民间冠上飞虎队尊称的群体。

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于1941年12月爆发，美国旋即正式与日本宣战，中美结为盟国后 AVG 宣告解散，部分人员先后被吸收进入美军现役编制，先是被纳入驻华航空特遣队（China Air Task Force，简称 “CATF”），之后又经改编纳入 14 AF 的编制。至以此后，AVG 已复存在。

平心严谨而言，飞虎队这个历史性的特殊荣誉，理应归属 AVG 群体所专用。由陈纳德指挥的 AVG，尽管实质上是一支雇佣部队，却妥妥隶属于民国航空委员会下辖的大队。

正当中国军民因抗战失利、大量失血而又孤立无援之际，却有一批美籍人士志愿远道而来援华抗战。

飞虎队作为一个直观符号，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彰显曾经有那么一个特殊的群体、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拐点、挺身而出为正义而战的崇高精神。

来华参战的“现役军人”与“民间志愿队”，毕竟在实质上是两回事。本篇且举 10 AF 为例，对其编制和运作略作梳理勾勒，聊且作为比照和辨识此说的依据。

中缅印的战略规划

1942年2月2日，史迪威（Maj. Gen. Joseph W. Stilwel）被任命为驻中、缅、印的美国陆军总司令（Commanding General of all U.S. Army forces in China, Burma, and India）。

两天后，10 AF 在美国俄亥俄州正式成立，随后将按战略规划入驻印度，执行援华抗战的任务。

1942年3月4日，驻华、缅、印美国陆军司令部（HQ AAF CBI）在中国重庆成立。同年6月25日，另一个 HQ AAF CBI 也在印度新德里成立。

1942年7月6日，重庆的 HQ AAF CBI 被定位为直属总部，德里的 HQ AAF CBI 则被定位为总部的分局（Branch Office）。

此后至1944年10月，期间但凡在史迪威指挥下的美军作战的区域范围，一概被统称为中缅印战区（China-Burma-India Theater，简称 “CBI” 或 “CBIT”）。

1942年9月12日，“HQ AAF CBI” 更名为 “HQ USAF CBI”，此举纯为避免“U.S. Army Forces ”与 “Army Air Forces” 共享同一个简称 “AAF”，而造成理解上的混淆和误会。

史迪威的履历是一名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陆军长官，彼时他手下除了隶属 10 AF 的一小批人员和几架飞机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美军部队。

如此的开端似乎预示，在 CBIT 与中、英盟军并肩作战的美军，将以航空部队为主力。表面上看来，10 AF 预设的作战任务，似乎主要是援华抗战，兼顾缅、印（彼时是英属殖民地）抗拒日军的入侵。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却一再揭示， 10 AF 所肩负的终极战略任务，显然是为了切断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乃至轰炸日本帝国的本土列岛。

10 AF 的组建和挫折

1942年3月初，正当盟军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现今的印尼）的防御战即将溃败之际，美军的布雷顿（Maj. Gen. Lewis H. Brereton）奉命带领六架 B-17 重型轰炸机，自爪哇岛转移至印度。

于此同时，所有原定经由非洲空运至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飞机和机组人员，一概被中途截停又继而被令转程印度。

布雷顿于3月5日正式就任 10 AF 的指挥官，总部在新德里落户。10 AF 的预设作战任务纵然是援华抗战，却硬生生被卷入英属缅甸的防御战事，更奉命为防御英属印度的英印盟军提供空中支援。

日本南方军横扫缅甸之际，新成立的 10 AF 仅配备不到 12 架轰炸机，包括 B-17 和 LB-30（B-24 的出口型号）。即便有少量的增援部队从美国匆匆赶到，却根本无法阻挡日军在缅甸的迅猛攻势。

缅甸防御战事溃败后，10 AF 仅能勉强出动几架运输机，协助溃败的盟军人员撤往印度，间中也为撤退的盟军部队，空投少量的军粮补给。

史迪威一行人选择徒步行军方式撤离缅甸，于1942年5月越境抵达印度。彼时，CBIT 的美军航空部队人员总计仅约3000人，美军地面部队人员也仅约90余人。然而，直到史迪威于1944年10月离职返国时，CBIT 的美军航空部队人员总数却已高达7.8万余，美军地面部队人员总数亦增至2.5万余。

须知，CBIT 作为一个跨地域、规模不小、指挥架构又颇为复杂的战时编制系列，尤其是下辖的航空部队的各类机组和地勤人员，因应战场瞬息万变之需，驻地和作战任务经受频繁的切换调动。

中东战事的制肘

由于严重欠缺战机、机组和地勤人员、以及其他相关的航空装备，导致布雷顿筹组 10 AF 的一番努力频频受挫。

岂料，正当 10 AF 艰难组建之初，由隆美尔（Erwin Rommel）所指挥的德意联军，正集结于北非地区企图突破英军的防线，继而向英属埃及的腹地挺进。隆美尔的攻略一旦得逞，必将进而威胁国际海运通道的苏伊士运河。

二战时期的盟军战略部署下，显然有“先欧后亚” 的关键默契。在此战略前提下，布雷顿于6月23日接获紧急命令，将 10 AF 所有的重型轰炸机和运输机，随同机组和地勤人员赶往中东，增援北非盟军的防御作战（注 1）。

此外，还有另外两支原先已分配给予 10 AF 的航空大队，也因相同的原因而未能按时到位（注 2 ）。

10 AF 一度沦为空壳部队

受到北非战局危殆的影响，人机两空的 10 AF 一度沦为空壳部队。如果说，10 AF 宛如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弱婴，那么，这个初生的弱婴于1942年火热的夏季里残喘偷生。

1942年3月至5月期间，从爪哇和菲律宾等处的美军部队抽调出来的其他人员，前后脚相继抵达印度（注 3 ）。

更早前于2月22日从澳洲弗里曼特尔
港起航的三艘运输船，被令转向并横渡印度洋（注 4 ）。

10 AF 指挥官换将

布雷顿远赴中东作战后，留下的 10 AF 指挥官空缺，暂时由他的前参谋长奈登（Brig. Gen. Earl L. Naiden）顶替。

就成立规划方案来说，10 AF 初期应由 7 BG、23 FG 及 51 FG 三大骨干大队所组成，前者下辖两个 H/重型中队和两个 M/中型中队，后两者各别下辖三个中队。换言之， 10 AF 的初期阵容应有十个中队。

实际上，其中的五个中队（即 74 FS、75 FS、76 FS、16 FS 及 11 BS ）彼时已部署在中国作战，归属陈纳德所指挥的 CATF，另一个中队（即 9 BS）也已随同布雷顿去了中东，其余的四个中队有待奈登着手组建。然而他却沮丧地意识到手中的资源严重不足，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静待更多增援部队的到来（注 5 ）。

奈登在晋升之前，原本是负责驼峰航线的相关规划，如今他肩负 10 AF 指挥官的重任，除了要维护航线空运的持续运作，还必须为在中国作战的CATF 下辖五个中队，提供后勤补给保障而大费周章。不难想象，奈登在方方面面都遭受太多的挫折。

有鉴于布雷顿及其参谋人员一直逗留在埃及作战，短期内似乎无法返回印度。史迪威据此向马歇尔将军（Gen. George C. Marshall, Jr. ）和阿诺德将军（Gen. Henry H. Arnold）建议，不如正式解除彼等在 10 AF 的职务，以便安排合适的替代人选。

史迪威同时也建议，撤销奈登的 10 AF 指挥权，以让他聚焦处理驼峰航线的相关运作。史迪威还推荐爱将毕塞尔（Brid. Gen. Clayton L. Bissell，时任参谋部的航空顾问）作为替代奈登的候任人选。

10 AF 的重组后续

1942年8月18日，毕塞尔晋升准将并接任 10 AF 指挥官（注 6 ）。他上任后旋即着手重组 10 AF，委任五位指挥官下属分别负责特定的任务：

• 印度 – 中国空运司令部（India-China Ferry Command），由泰特（Robert F. Tate）出任指挥。
• 驻华航空特遣队（China Air Task Force,，简称“CATF”），由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 ）出任指挥。<CATF 成立于 1942 年 7 月 4 日，以取代AVG；1943 年 3 月，CATF 被解散后，又并入新组建的 14 AF。>
• 驻印航空特遣队（India Air Task Force，简称 “IATF”），由海恩斯（Caleb V. Hayne）出任指挥。<IATF 成立于 1942 年 10 月 8 日, 计划组建三个轰炸机大队：即第 7 轰炸机大队、第 51 战斗机大队和第 341 M/中型轰炸机大队。>
• 10 AF 的后勤服务部门，由奥利弗（Robert C. Oliver）出任指挥。
• 卡拉奇（Karachi）大型空军基地，由布雷迪（Francis M. Brady）出任指挥。

根据英美两国于1942年6月所达至的一个协议内容，10 AF 的阵容规模和装备应包括：

• 一支重型轰炸机大队，装备35架轰炸机；
• 一支中型轰炸机大队，装备57架轰炸机；
• 两支战斗机大队，装备共计160架战斗机。

以上所述的阵容规模和装备（共计252架战机），按规定应于1942年10月为落实的期限（注 7 ）。

有鉴于以上的规定，10 AF 的编制也就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重组：

• 7 BG （H/重型）转型后下辖 9 BS、436 BS、492 BS 及 493 BS，后两支中队已投入作战；
• 341BG （M/中型）下辖 490 BS 、491 BS、11BS 和 22 BS（后两个中队原本是隶属于 7 BG ）；
• 51 FG 和 23 FG 的编制维持不变。

更甚的是，大部分的人员来到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的偏远山区，普遍因水土不服而导致士气低落。

即便 9 BS（H/重型）终于11月3日自中东返回印度，10 AF 却延后至12月，方才落实协议所设定的阵容规模和装备（252架战机）。

此外，一批人员也于12月间抵达印度，包括 3 个勤务中队、2 个后勤中队、2 个军需连、1 个军械连、7 个航空分遣队，以及第 23 战斗机大队和第 490、491 M/中型轰炸中队的补充人员。

毕塞尔也如同他的前任，面对各种棘手难题的困扰。10 AF 的部分人员，在操作资历和训练方面有所不足。有些新来乍到的飞行员，由于前来印度的长程旅途中已中断训练数月之久，抵达印度后，竟于试飞时失控坠机的多取事故发生。

此外，好几个款型的飞机，被发现不适合印度汀江基地周边环境的现实，比如说， B-17E 型轰炸机的续航能力有所局限且又耗油过高；B-25 型轰炸机的油缸容量不足；P-40 型战斗机的快速爬升冲力不足。

驼峰空运管辖权的变动

10 AF 初期主要负责创建、运营和保障印度-中国转运（India-China Ferry）的空运运作。1942年4月8日至12月1日期间，该空运任务（俗称驼峰空运）的管辖权几经以下的变动：

• 1942年4月8日至7月16日，管辖权是由 10 AF 下辖的阿萨姆-缅甸-中国司令部（Assam-Burma-China Command ）负责；
• 1942年7月17日至12月1日，管辖权改由印度-中国转运司令部（India-China Ferry Command ）负责；
• 1942年12月1日之后，管辖权移交空运司令部（Air Transport Command，简称“ATC”）接管。

印度东北部的雨季一直延续至9月，雨水持续不断。不过，预料季风一旦结束，日军航空队必将试图切断这条中国对接国际唯一仅存的运输线。

然而， 10 AF 即将有效缓解这个燃眉之急的当儿，史迪威却被通知，空运司令部将于12月1日接管整个驼峰航线的运作。

驼峰航线管辖权的转移，纵然意味 10 AF 所面对的最棘手挑战已由 ATC 所接替。可是，为穿梭驼峰航线的运输机群提供护航保障，仍然是落在 10 AF 的重任之一。

更甚的是，鉴于 ATC 是由华盛顿的总部直接管控，管辖权的变动还导致 CBIT 本已颇为复杂的指挥结构，此后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化。

10 AF 在印度阿萨姆邦的几处机场基地，周边遍布高山峻岭，正规的预警雷达网始终无法建立，布雷顿先前分派几个小型分遣队，各别配备随身无线电和便携式发电机，分散驻守在东部山区数个据点。如此由人力操作的松散且低效的预警网，简直等同虚设。

果不其然，季风刚一结束，日军就对阿萨姆邦的机场基地发动了多次破坏后果严重的袭击。

在此期间，陈纳德一直抱怨毕塞尔未能兑现对 CATF 后勤补给保障的承诺。为了解决两位指挥官之间的个人恩怨，史迪威最终同意将毕塞尔于 1943年8月撤职返美，改由戴维森（Maj Gen Howard C. Davidson）接替担任指挥官。

东部空军司令部

1943年12月，日军集结在印缅边境，准备发动进犯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强攻。为了应对这一危机，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最高统帅（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South East Asia，简称 “SACSEA” ）蒙巴顿（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着手成立东部空军司令部（Eastern Air Command，简称 “EAC” ），并委任魏特迈（Maj. GEN. Albert C. Wedemeyer）出任 EAC 指挥官。

不过，在复杂的盟军指挥架构显示，魏特迈的顶头上司却是英、美、荷、澳联合空军部队，简称“ABDACOM”的总司令皮尔斯（Sir Richard Peirse）。

EAC 有两个预设的主要使命：其一是保护印度-中国的驼峰航线；其二是摧毁日占东南亚的日本航空部队。

1943年12月15日至1945年6月1日期间，作为 EAC 的盟军组成部分，10 AF 全程参与了缅甸反攻战役，期间为英美地面部队（包括钦迪部队和梅里尔突击队）空投补给，同时大力协助 X-部队的缅北大反攻，也助力 Y-部队的滇西大反攻。

驻扎在印度阿萨姆邦数处机场基地的 10 AF，1942 年初主要是参与缅甸和印度的防御战事，1943/44年主要是为驼峰航线提供护航，也为缅北滇西大反攻提供空中支援，期间一方面为盟军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一方面针对跨越东京湾至孟加拉湾（包括日占缅、越、泰、马等地）的陆、海运输线和补给设施，实施多番的战略轰炸和空中扫荡，甚且还参与诸如仰光、曼谷和毛淡棉等港口的布雷行动。

附录：

10 AF 战斗序列
＜大队 / 下辖中队、单位 / 服役年份 / 飞机型号 ＞：

• 7 BG （第7轰炸大队）下辖中队：
9 BS，11 BS，22 BS，436 BS，492 BS，493 BS。
（BS ：Bombardment Squadron）
1942–1945 / B-17, B-24。

• 12 BG（第12轰炸机大队）下辖中队：
81 BS，82 BS，83 BS，434 BS。
（BS：Bombardment Squadron）
1944–1945 / B-25。

• 33 FG （第33战斗机大队）下辖中队：
58 FS，59 FS，60 FS。
（FS：Fighter Squadron）
1944–1945 / P-38, P-47。

• 80 FG（第80战斗机大队）下辖中队：
88 FS，89 FS，90 FS，459 FS。
（FS：Fighter Squadron）
1943–1945 / P-38, P-40, P-47。

• 311 FG（第311战斗机大队）下辖中队：
385 FS，528 FS，529 FS，530 FS。
（FS：Fighter Squadron）
1943–1944 / A-36, P-51。

• Combat Cargo Units （作战货运部队）下辖：
1 CCG，3 CCG，4 CCG。

（CCG : Combat Cargo Group）
1944–1945 / C-47, C-46。

• 1st Liaison Group-Provisional（第1联络大队-临时）下辖中队：
5 LS；19 LS；71 LS。
（LS ：Liaison Squaron，联络中队）

• 1st Air Commando Group （ ACG， 第 1 空降突击队大队）下辖中队：
5 FSC ；6 FSC 。
（FSC ：Fighter Squadron-Commando，战斗机中队-突击队）
164 LSC ；165 LSC ；166 LSC 。
（LSC ：Liaison Squadron – Commando，联络中队- 突击队）
72 AS ；309 AS ；326 AS 。
（AS ：Airdrome Squadron，机场中队）
284 MDA ；285 MDA 。
（MDA : Medical Dispensary-Avn，医疗站-航空）
319 Troop Carrier Sq-Commando，士兵运输机中队-突击队。
10 Air Jungle Rescue Detachment，空中丛林救援分遣队。
< 1944–1945 / B-25, P-51, P-47, C-47。>

• 2nd Air Commando Group（ ACG，第2空降突击队大队）下辖中队：
1 FS-C ；2 FS-C 。
（FS-C ：Fighter Squadron-Commando）
115 LS ；127 LS ；155 LS ；156 LS 。
（LS ：Liaison Squadron）
327 AS ；328 AS ；340 AS ；342 AS。
（AS ：Airdrome Squadron）
236 Medical Dispensary (Avn)。
317 Troop Carrier Squaron -Commando。
< 1944–1945 / P-51, C-47 >

• 8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Group（第 8 摄影侦察大队）下辖单位：
2nd Combat Camera Unit
第2战斗摄影队
10th Combat Camera Unit
第10战斗摄影部队
3rd Photo Technical Unit
第3摄影技术部队
7th Photo Technical Squaron
第7摄影技术中队
9th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Squaron
第9摄影侦察中队
40th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Squaron
第40摄影侦察中队
20th Tactical Reconnaissance Squaron
第20战术侦察中队
17th AAF Photo Intelligence Det
第17陆军航空兵摄影情报分遣队
24th Combat Mapping Squaron
第24战斗测绘中队
958th Engineer Co (Avn) Topographic
第958航空工程连地形测量队

• OTHER UNITS：
其他单位：
96 Fighter Control Squaron
第 96 战斗机控制中队
426th Night Fighter Squaron
第426夜间战斗机中队
427th Night Fighter Squaron
第427夜间战斗机中队

< 曾经自 10 AF 移编至 14 AF 的大队 / 中队 :
• 51 FG 下辖中队（16 FS、25 FS、26 FS、449 FS；以及 36 / 51 / 322 Fighter Control Squarons（战斗机控制中队）
• 7 BG 下辖中队（ 11 BS，22 BS、436 BS ）。
• 311 FG 下辖中队的（528 FS，529 FS，530 FS）。
• 443 TCG 士兵运输机中队（携 C-47，C-53）。
• 426 NFS 夜间战斗机中队
• 427 NFS 夜间战斗机中队 >

……….

注 1 ：美国在租借法案下所提供的援华物资，从美国经由海运或空运至印度的运输线路，皆必须穿越或绕过非洲大陆。这条线路不仅很长，而且受到中东地区的战局风险所制肘。

故所以，早于1942年3月举行的联合参谋长（Combined Chiefs of Staff）联席会议上，已明确作出指示，万一盟军在北非或中东的作战失利，CBIT 的航空部队应及时奔赴增援。

注 2 ：其中一支原本预定派往中国驻扎的大队，其预设任务是针对日本列岛实施战略轰炸，也于6月初被令转往埃及；另一支拥有三十三架 A-29 轻型轰炸机的大队，原本被许诺于1942年1月分配给予中国空军，亦在“发货延期”的藉口下，同样被抽调派往埃及。

注 3：这批人员包括：
• 第188侦察中队（Reconnaissance Squadron，H/重型，不久后被更名为 436 BS）的地勤人员；
• 23 FG 的骨干机组人员；
• 拥有少量 P-40 型战斗机的 51 FG；
• 拥有8架 F-5 （改装型）侦察机的 9 PRG（Photo Reconnaissance Group）；
• 拥有共计不到24架 B-25 （M/中型）轰炸机的 11 BS 和 22 BS 的部分梯队；
• 另外还有少量的 P-40 型战斗机（原本是预留给予 AVG，以供替换被淘汰的老旧机群之用）。

注 4 ：三艘运输船上载有十架 P-40 战斗机；隶属 7 BG （H/ 重型）的两个中队和 51 FG 的机组人员；以及 51 ABG （第五十一空军基地大队）的地勤人员。

注 5 ：其中的 436 BS （H/重型）和 22 BS （M/中型）两个中队，由于装备和人员等诸多方面的欠缺，暂时无法投入作战，勉强分散驻守卡拉奇和加尔各答等处。

51 FG 下辖的另外两个中队，其人员和装备先前已集中转移给予了 16 FS，后者也已移迁至陈纳德所指挥 CATF。仅余下的一个小分遣队驻扎在汀江机场，其总部仍留在卡拉奇。

注 6 ：毕塞尔仅比陈纳德早一天晋升为准将，藉此资历而名正言顺地出任 CBIT 所有美陆军航空部队的总指挥。史迪威也同时宣布，陈纳德将继续指挥在中国境内作战的美陆军航空部队。

注 7 ：这项被称为“阿诺德-波特尔-塔尔协议”，是由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将军与英国空军元帅波特尔爵士（Air Chief Marshal Sir Arthur Portal ），就美军航空部队派驻亚洲的规模所达成的协议。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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